【明報文章】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地位的另一個面向，值得關注——對前行政長官的刑事檢控（香港特區訴曾蔭權，[2019] HKCFA 24）。

這本應被視為最嚴肅的事宜，而非僅僅另一宗乏味單調的刑事案。畢竟行政長官是「代表香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廉潔奉公」的人，其帶有「盡忠職守」的推定（見《基本法》第47條）。

然而紀錄顯示，在提出檢控前並無深入考慮過有關事宜；而且正如經常發生的情况，於訴訟裏採取了「黑體字」做法（"black letter" approach；編者按：意指「black letter law」，即大眾和法院普遍接受、沒有爭議的法規），沒有考量行政長官必須在什麼社會背景下行事，以及就此一事宜的常理（common sense）。

沒有一名行政長官在就任之前，沒有以香港公民身分活躍地生活，其背後是各種社會接觸、聯繫和情誼。若要掌握社會脈搏 ，那就不能期望他放下一切，對其伙伴公民敬而遠之。如果他這樣做，就會被指摘「傲慢自大」、「脫離現實」等等；反之，他則會遭指斥與重要人物「勾結」，或是「任人唯親」（cronyism）。倘由此產生爭議，從某種意義來說，那是其管治作風（style of governance）的問題，在刑法範圍之外。

曾蔭權案之案件事實

曾先生與內地商人黃先生（編者按：分別指曾蔭權和黃楚標）有密切及信任的關係；後者持有一家香港公司（WML）20%股份。

2009年底，政府接受聲音廣播牌照的申請；於2010年4月收到4份申請，其一屬WML。有關申請由廣播事務管理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審核，當中3份申請獲批准（包括WML），並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報告。

根據《電訊條例》，只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沒有其他人——才有權力（和責任）授予此類牌照。關於那些牌照，沒有引起任何爭議。該事宜經專家機構（廣管局和商經局）仔細審核之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授予牌照，純屬形式行為（purely formal act），毋須行會另行考慮。再者，行會成員中也沒有人具備專門知識，可以做出跟廣管局和商經局不同的決定。

惟當時出現的爭議是：曾先生的行政長官任期將於2012年6月30日結束，而黃先生在深圳擁有一個住宅物業；於2010年初，曾先生就他及其妻子在退休後租用該物業，與黃先生商談；該物業需要大規模翻新，曾先生遂聘請知名的室內設計師何先生（編者按：何周禮），翻新費用估計達350萬元，而何先生的收費是35萬元。

由於黃先生和曾先生都沒有在隨後審訊中出庭作證，故案件的某些方面無法解釋，顯得相當奇怪和晦暗難懂（odd and murky）。表面看來，曾氏夫婦將租用該物業僅3年，年租80萬人民幣，而翻新費用會由黃先生承擔，這一切都是口頭協定。在2010年11月17日，曾太太向一家與WML有關聯的公司支付了80萬人民幣。直到許久之後，當廉政公署就整件事開展調查後，曾先生的律師才於2013年9月拿出一份日期為2012年2月21日的物業租約。

在2012年2月，傳媒開始對曾先生與知名商界人物之間據稱的勾結關係（cosy relationships；或用終院的詞語「不當聯繫(improper associations)」），表現出興趣。曾先生透過接受數個媒體訪問（終院稱之為「損害控制(damage control)」），回應該些指控；其中尤其相關的是2012年2月26日《政好星期天》節目的訪問，他解釋與深圳物業相關的行為。該訪問文字紀錄，最終構成了曾先生在刑事審訊中辯護的主要內容。

他在該訪問所說的話雜亂無章（rambling），有時甚至是近乎語無倫次（almost incoherent）。基本上，他所說的是：（1）向3個申請者（包括WML）授予聲音廣播牌照，純屬一種形式（「行政會議的參與很少」，這些申請的所有方面都已經廣管局和商經局仔細研究，而「它們均一致同意批准」）；（2）該物業是按市值租賃，換言之他沒有收受黃先生的任何好處；（3）他沒有什麼需要向行會申報或披露。

對曾蔭權的兩項控罪

儘管如此，曾先生還是遭到兩項刑事檢控：

（1）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4（2B）（a）條，「他身為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接受了一項利益，即位於深圳福田一個3層住宅物業的翻修和重新裝飾，作為對他以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身分之行事的誘因或獎勵，即考慮WML的聲音廣播牌照申請……並作出相關決定……及正式授予該牌照」。

（2）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違反普通法。他身為行政長官和行會主席故意行為失當，當參與有關WML申請聲音廣播牌照的決策時，沒有向行會申報或披露，或向行會隱瞞他與黃先生就深圳物業的交易和洽商。

從一開始，在法庭上呈現的此宗檢控個案就提出，上述兩項控罪是「有關聯的（linked）」，而這就立刻出現一個難題：若曾先生犯了貪污罪，那麼他在處理有關事情時，應該在行會會議申報什麼呢？說他接受了黃先生的賄賂？

該兩項控罪中，第一項要嚴重得多。人們會想知道，為何還要提出第二項控罪？若曾先生的第一項控罪罪成，那麼第二項控罪的刑事失當行為就會納入首項控罪中。

就首項控罪，其指稱的賄賂簡言之就是：黃先生對深圳物業之翻修（約值350萬元），是曾先生所收受的「利益」，作為授予聲音廣播牌照的誘因或獎勵。

曾先生的答覆是：兩件事並無關連——其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會處理的是3個申請者（其一是黃先生作為股東的WML），而沒有什麼可以區分三者。當廣管局和商經局提出它們的一致建議時，授予牌照就純屬形式行為。沒有可以理解的理由，能夠解釋黃先生會就行政長官的這個行為向他提供任何利益。再者，翻修工程不構成特別的利益（particular advantage），因為80萬人民幣租金是「市場價格」，反映了翻修成本。

可以看到，曾先生對兩項控罪的回答是內容充實的（substantial）。而要定罪，控方當然負有排除合理疑點的犯罪意圖舉證責任。

控方表述模糊 遠遠未達定罪門檻

令人困惑的是，儘管控方在審訊中強調首項控罪與第二項控罪是「有關聯」，但法官也指示陪審團分開考慮控罪。若曾先生在首項控罪上無罪，那麼就第二項控罪，他應該申報（declare）什麼呢？控方在這裏依賴模糊的概括表述（vague generalities）：被告「徹底地妥協」、他「參與謀取私利」、他涉及「不適宜的行為」等等。這些模糊和帶有偏見的批評，遠遠沒有達到第二項控罪中的刑事失當行為，後者要求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犯罪意圖。

就如終院在判辭第44段所說：「有關情况很可能被認為帶有『任人唯親』的意味」，而且當中部分行為（例如遲遲才拿出租約）「引起懷疑」，但這些遠不足以「證明刑事失當行為的結論是正確」。結果，陪審團無法就第一項控罪達成裁決，但就第二項控罪宣判曾先生有罪。

控方就第一項控罪再次提審曾先生，惟陪審團再次無法達成裁決——這顯示香港陪審團所擁有的常理遠遠超過代表政府的律師。

曾先生就第二項控罪罪成向上訴庭上訴。令人震驚地，該法院一致維持定罪，但將20個月監禁刑期減至12個月，而曾先生已服滿刑。案件進一步上訴至終院，第二項控罪罪成及其判刑才被撤銷。最終，曾先生獲判無罪。

結語

當決定審判曾先生時，他對於深圳物業交易的說法已是眾所周知了。任何仔細查看過有關事實的律師，怎麼可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得出他犯了受賄和貪污罪的結論，這是一個謎；律政司長部門裏的什麼層級決定提出檢控，也不得而知。但當陪審團在第一次無法就定罪達成一致意見之後，以同樣的材料再次審判他，這令人憤慨（outrage）。

控方從一開始就自陷困境——其提出的第二項控罪，是一個含糊不清的普通法罪行，它使整個過程更為複雜，並且令陪審團感到困惑。這是那些無法看到更廣闊情况的「黑體字律師」（black-letter lawyers）的工作成果。

結果是，一名前行政長官承受了持續多年的混亂（ramshackle）過程，及隨之帶來的所有焦慮和遭囚禁的屈辱（indignity）。一個曾經代表香港的人，被擊垮和羞辱（crushed and humiliated）。終院最終撤銷了定罪和判刑，惟永遠無法恢復特區聲譽。

如結果所顯示，曾先生本就不應該被起訴。若一名前行政長官可以遭受這般不光彩（shabby）對待，那普通人怎能夠信任法律會保護他的清白呢？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標題為本報編輯所擬，文章原題為「The Chief Executive: Nature of the Office」；上篇刊1月3日《明報》）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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