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早前，《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在立法會三讀過。誠如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所言，《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是優質晚期照顧服務制度的重要部分，不僅為晚期病人自身治療及護理安排提供更多自主選擇，亦能夠促進病人親屬在親人病重期間以至離世後的福祉，標誌着本港晚期照顧服務邁向新里程。

《條例草案》訂明「預設醫療指示」在香港的法律地位，令病人及業界不同持份者更清晰自身權利與責任。除了「硬邦邦」的指示，更重要的是《條例草案》提供了一個契機，讓病人、家屬以至整個社會，認識及討論「預設照顧計劃」，從而按病人意願提供合適的晚期照顧。

筆者欣見本港在晚期照顧制度上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在往後路上，醫管局及相關醫療專業團體當然要責無旁貸地牽頭走。然而在執行路上，社區的參與並行亦同樣重要，例如更大力度的公眾教育宣傳、專業人員培訓和社區執行的配套資源等。筆者期望不同持份者攜手多走一步，才能夠走得更遠。

「預設醫療指示」不是安樂死

首先，筆者要明確指出，訂立預設醫療指示、拒絕維持生命的治療，絕不等於安樂死。預設醫療指示是在指明情况下（通常指病情到了末期不可逆轉階段），不給予或中止施行維持生命的治療。

根據香港醫務委員會發布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安樂死的定義是「直接並有意地使一個人死去，作為提供的醫療護理的一部分」。預設醫療指示的訂立者，不得透過「指示」拒絕基本護理、紓緩治療，或要求施用或處方某物質以結束其生命。因此，兩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這一點尤為重要。

公眾認知度甚低

政府應加強宣傳

根據2016年政府委託的調查，多達86%本地成年人在受訪前未曾聽過「預設醫療指示」；但74%受訪者在知悉該概念後，認為這是可取做法。早前由賽馬會安寧頌計劃發布的「香港安寧照顧服務社區調查2023」，也有類似結果：75%人在受訪前未曾聽過「預設醫療指示」；惟當解釋後，當中70%表示願意訂定預設醫療指示。

那麼對晚期病人而言，預設醫療指示又有多普及？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23年中至2024年中死亡人數為5.24萬，當中不少在離世前罹患末期疾病。以惡性腫瘤為例，去年有14,865宗死亡個案，約佔整體死亡人數三分之一。雖然部分入侵式治療可以短暫延長病人生命，但一些末期病人不願經歷這種痛苦。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可使他們清晰表達自己意願。

然而醫管局數據顯示，2018至2022年間有8032個向醫管局作出的預設醫療指示，即平均每年只有1606個。從以上數字可見，大眾對預設醫療指示的認知率甚低。因此立法之後，政府應帶領有關當局在社區大大加強公眾教育宣傳。

社區層面執行 仍需更多配套

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過程，須有不少於兩名符合若干條件的見證人在場，例如不能是訂立者的遺囑或保險單下的受益人，而見證人的其中一人須為註冊醫生（因要解釋醫療專門術語及評估相關的理解程度）。筆者曾在不同長者地區中心、病人組織等舉行生死教育講座，內容觸及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重要性時，有醒目的長者很快便問：「我可以在哪裏設立預設醫療指示？」有些長者更表示曾拿着預設醫療指示的範本，向家庭醫生表示希望設立，但被拒之門外。據了解，部分醫護人員因為背後的潛在責任問題，對核證預設醫療指示存有疑慮。《條例草案》立法之後，相信能夠為釋除此類疑慮設立下明確方向。

當然，有了這個堅實的基礎後，社區配套同樣重要，不妨考慮動員現有的社區持份者、培訓社區團體，例如18區關愛隊，由各區區議員帶頭走入社區，一方面可收宣傳之效，另一方面可利用他們的社區網絡，接觸到有興趣及有需要的社區人士，再轉介到地區長者中心或基層醫療團體等，進一步講解和跟進。又例如各區地區康健中心，亦可以按當區需要和特色為基礎作推廣，由早期的生死教育入手，為巿民建構更方便的服務和諮詢網絡。

應檢示社福機構資源

《條例草案》通過後，設有18個月過渡期，讓醫療機構及相關團體有充足時間更新指引，並在過渡期內向前線人員提供必要培訓，這當然對提供相關服務的組織是十分重要。惟與此同時，也意味着社區機構需要更多資源來推行相關服務。

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福利服務機構（包括不同長期護理服務），本身已有承諾的《津貼及服務協議》，它不但規定了服務基本性質、內容、服務量及預期服務成效，更折射了機構可獲批的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因此在更新指引的同時，也應同時檢示相關資源，確保「有心做」的社區機構也「有錢做」、「有人手做」，以增加社區執行機構的承載力，提供更高質素服務。

《條例草案》通過後，對本港的晚期照顧踏出了重要一步。筆者盼望醫、社攜手共同協作，創造更「好死」的香港。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講師、美國死亡教育及輔導學會認可死亡學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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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廣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