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2024年美國大選遠沒有此前各方猜測的膠着情形，大選夜就決出了勝負，特朗普一路領先，當選新一任總統。拜登表示會和平轉移權力，沒有2020年大選的驚險一幕。特朗普捲土重來入主白宮，特朗普主義「一統三權」，美國着實進入了「憲法時刻」，開啟了「特朗普時代」的新政治周期。

特朗普主義：從政治思潮到社會現實

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政治急劇轉向。特朗普的個人性格、競選承諾及施政過程，形成了特朗普主義，其中包含傑克遜主義的民粹主義因素、尼克遜主義的戰略收縮、列根主義的「以實力求和平」等。經過8年沉澱，特朗普主義代表美國保守主義的回歸，而保守主義也是特朗普主義的歷史根基和現實韌性所在。

過去4年特朗普主義一直沒有退場。2021年拜登上台後，相當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政策，比如戰略收縮、對華戰略競爭等。可以說，拜登政府是「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而敗選後的特朗普，依然活躍政壇，特朗普主義思潮沒有退潮，而是助推特朗普重返白宮。這次大選不僅是特朗普的勝利，更是特朗普主義的勝利。

實際上從2016年大選起，美國便已進入一個新的政治周期。只是特朗普的非常言行，使特朗普主義顯得凌亂而無法聚焦。若以政治周期視角來看，他在2016年勝選並非「黑天鵝」，而拜登2020年勝選似乎才是「插曲」。

此外，今年大選選情與結果之間的反差，顯示出主流媒體、研究機構、民調機構與美國民意之間的隔膜。2016年以來的3次大選，特朗普在民調數據上幾乎沒有明顯贏過對手，但卻贏了兩次選舉。尤其是這一次，他不但贏了選舉人票，還贏了選民票。選舉結果跟各種預測、民調相差甚遠，可見美國所謂的「主流」媒體和輿論、政治社會現實之間出現了脫節。

政治社會現實，塑造輿論態勢。這次大選不僅意味着主流媒體的「失聲」，也標誌着既有觀念思潮和意識形態的「自我邊緣化」。

特朗普主義代表美國保守主義的回歸，而共和黨對「府院」的控制，有助特朗普主義在新政府上台後變成現實政策。特朗普主義包含的諸多主張，是對民主黨的反叛和調整。特朗普堅持認為「沒有邊界就沒有國家」，反對非法移民、修建邊境牆等。從根本上說，美國社會的多元主義與「大熔爐」理念之間，產生了更加激烈的矛盾。「誰是美國人」的「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之問」，成為美國大選核心議題。特朗普主義成為美國社會的重要政治思潮，對民主黨及主流媒體和學術機構主導的思潮構成衝擊，也顯示出美國社會的自我調整和均衡能力。

特朗普主義或許處於多個美國歷史周期的疊加點上，從而形成一股變革的勢能，如美國憲法學家阿克曼（Bruce Ackerman）所說的「憲法時刻」。「沉默大多數」通過選票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民調數據或其他統計數據未必能反映美國社會結構變化。反倒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田野調查呈現了美國社會的潛流，在幾次大選中形成了共振，使新的思潮成為政治實踐。

特朗普主義面臨雙重「中心-邊緣」結構約束

特朗普一舉拿下搖擺州，並且將五大湖的「藍牆州」翻紅。同時，美國的選舉政治地理更加固化——東西海岸成為民主黨陣地，而中西部及南部則基本成為共和黨票倉。共和、民主兩黨的支持人群已經變了：東西海岸的金融、科技精英是民主黨支持者，而「鏽帶州」和農業州則是共和黨的根基。

選舉政治版圖的分化和固化，以及搖擺州的激烈爭奪，顯示美國國內出現了「中心-邊緣」分野：「鏽帶州」在基於產業鏈分工的全球體系中處於雙重邊緣角色，既是美國經濟社會的邊緣，也是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邊緣。特朗普主義的關稅保護主義、產業回流等舉措，其本質是要扭轉「鏽帶州」所處的雙重邊緣困境。

美國國內的「中心-邊緣」結構，與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嵌套一起，這是一個客觀現實。這一雙重「中心-邊緣」結構，是特朗普主義面臨的一大約束。第一，雙重嵌套結構意味着，美國的中心也是世界體系中心的一部分；而美國的邊緣，也是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一部分。中心地帶的共同利益，或者說產業、金融合作網絡，是成熟和綿密的，而邊緣地帶之間存在同質化競爭的困境。

第二，美國要彌合國內的「中心-邊緣」鴻溝，必然會牽動和受制於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關閉美國大門、築起關稅高牆，意味着美國中心地帶的巨大損失，因為要切斷已經形成的合作網絡。

第三，「中心-邊緣」結構具有自我複製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均衡規律相關；產業地理空間不斷重塑的過程，也是「中心-邊緣」結構複製與重構的過程。

第四，在單一全球體系之下，要解決一國之內的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矛盾激化問題，需在一個體系層面開展合作。發展是一個全球故事，因為世界市場已經形成，封閉只會帶來落後。

中美關係「再正常化」

特朗普重返白宮，中美關係將走向何處？特朗普主義使美國進入新的政治周期，從2016年以後的大約20年，可能會被定義為「特朗普時代」。特朗普治下美國的收縮與調整所造成的衝擊，是世界性的。德國政府在美國大選後意外重組，可視為特朗普衝擊的明顯例證。與8年前不同，特朗普不但有了在朝、在野的雙重經驗，也擁有重塑共和黨並重返白宮的經驗。同樣，美國與中國，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已經大不同於8年前。因此，不能以刻舟求劍的方式預測未來。

於中美關係而言，2016年特朗普當選，意味着1972年以來的中美關係格局轉換——中美關係成為單一國際體系中的大國關係，中美關係具有了明顯的大國政治特色，要從大國政治的角度看待中美關係。這既是世界百年變局的一部分，也是百年變局對中美大國關係的重新界定。要注意的是，中美大國關係同屬單一國際體系，而不是兩個對立的國際體系。

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另外一個層面，是美國尼克遜主義的戰略收縮和調整，其衝擊是世界性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只是其中一個方面。1979年中美建交和中國改革開放，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在此過程中，中國實現了和平發展與崛起，中美關係具有明顯的國際體系和世界歷史的特性。2016年以來，中美關係進入「再正常化」階段，彼此需重新界定對方角色，釐清雙邊關係性質，在單一國際體系中尋找到大國相處的正確和正常之道。

作者是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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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