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有一句名言：「歷史給我們的唯一教訓是，人們從來不汲取歷史的教訓（the only thing that we learn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中國今天面對的不少「困境」並非獨有，也非無先例可援，只要人們以開放胸懷看待歷史，最終還是有迹可尋的。3名在美國的學者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及James A. Robinson，其研究成果幾乎推翻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所提出的，歷史、地理和氣候等條件決定國家貧富的論斷，而是有沒有建設良好與包容的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在公布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評委表示該3名學者的研究和論證，其提出的解釋具說服力，即社會結構或體制一旦導致榨取型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出現，固化之後就很難改變，而榨取型體制正是社會貧窮及阻礙創新的根源。

由其中兩名獲獎者共著、2012年出版的Why Nations Fail一書，他們指出包容性制度能廣泛促進市場參與、激發競爭和創新，最終帶動經濟長期繁榮與可持續發展。在包容性制度下，廣泛的經濟主體能夠在公平環境中參與市場活動，實現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相對地，榨取型制度則通過少數主體對資源的壟斷，限制了大多數經濟主體的參與和創新空間，導致創新停滯、經濟活力不足，最終使國家陷入經濟停滯或危機。

兩種制度的戰略抉擇

該理論框架看來並不深奧，學說本身亦為兩套制度（即包容的制度和榨取型制度）的優缺點，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坐標。對不少港人和國人而言，目睹過曾將國民經濟引向崩潰邊緣的文革，再對比改革開放後外資和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下的活力，如何就兩種制度模式作取捨，應無懸念。最為困擾的反是如何轉型？也就是說，後發國家在確立走向現代國家的方向後，面對的轉型動力、路徑和制度創新等現實課題。

可不是嗎？在經歷無數艱難曲折後，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10多年，最終走的仍然是依賴國家主導型投資和集體複製型發展模式，特別是在基建和房地產領域。結果是近年來中國面對一系列結構性的經濟問題，例如債務危機、房地產泡沫、地方財政困境及就業市場壓力。另一邊廂，榨取型制度在過程中，表現為國家和少數國有企業控制了大量資源，限制了民營企業的進入空間。這種資源的高度集中，雖帶來了短期規模化擴張和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卻導致經濟陷入「內捲型」困境。

探尋中國現代化之路

在此意義上，今年8月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題為《何以轉型：走向現代國家的18個命題》一書，顯得難能可貴。在時間上，也可說是對上述3名諾貝爾獎得主的學說，提供了切合時宜的延伸閱讀材料。

該書作者劉守剛，是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其研究方向為中國財政史、西方財政思想史、財政政治學。他為該書加入了英文標題「how to transform」。劉守剛在書中擲地有聲地表示：「走向現代國家的進程，就是不斷實現權力的公共性過程。」他續稱：「後發國家在模仿先發國家構建政權體系時，往往更多地注重政權有效性而忽視民眾認同性建設，最終陷入到內捲化狀態。」

劉強調，現代國家必須建立在市場秩序基礎上，「用高度集權的政經體系代替市場秩序以實現現代國家，無論從道德方面看還是從知識方面看，都是錯誤的」。此外，「率先完成國家轉型的西方經驗證明，只有私人財產權得到有效的保障，才會出現真正的經濟增長，即人均收入的長期增長」，「走向現代國家的進程，就是不斷地發動所有權法律革命的過程，目的是創造出足夠的潛能」。而財政危機，往往是誘發「革命」的關鍵因素。

誠然，該作者所指的「革命」並非就是暴力革命，看來更多是指革命性的轉變。順便一提：去年劉守剛出版的另一著作《何以現代：來自西方的財政智慧》（上海遠東出版社），書中引用不少「來自西方的智慧」，以及從「財富博弈這個截面看到各方力量的角逐，理解歷史向前發展的真實動力」。

當然，面對制度轉型，涉及層面廣泛，我們不一定全部認同兩書觀點。但在3名學者獲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引起各方對Why Nations Fail的討論及對比中國社會經濟目前困局，劉守剛的「時代之問」，卻為有意探尋中國現代化之途的轉型，提出了包括以財政維度作審視的延伸閱讀。畢竟，「財政」一詞，不止是「財」，更是「政」。

與當前中國相關、值得參考的另一經典，是英國歷史學家Paul Kennedy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該書副題為「1500至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該書於1987年出版後，迅速成為風靡世界的暢銷書。

Kennedy在該書中，分析了1500至1980年間全球帝國興衰、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進而揭示「大國興衰的規律」。他在書中指出大國的興起，是起於經濟和科技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軍事強盛和對外擴張，理由可以是確保海外原材料供應穩定、保護海外航道暢通和海外市場、維護國土與領海主權和統一，以至與鄰近國家和地區劃分安全隔離範圍等，不一而足；而大國之衰，則衰於特別是軍事方面的過度擴張（overstretch），要維持一個帝國或擴張帝國的經濟和軍事成本不斷增加，以及因而造成的經濟及科技相對衰退落後。遠的就如俄羅斯的前身——蘇聯，試圖尋找溫水港出口而揮軍阿富汗，以及兩年多前俄國又揮軍烏克蘭，都是記憶猶新和鮮活的例子。

以沉實態度開放胸懷 面對百年巨變

反觀中國，Kennedy的學說是否有着警醒作用？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國家目前在境外推展的各種舉措，是否匹配？是否足以支撐？回報是否充分？對比美國的全球戰略，時勢對中國有利嗎？誠然，很多時候歷史會不斷重複，但歷史不是簡單重複，需要不斷總結經驗及以開放取態看待。再反問：若我們能夠在之前對造成日本地產泡沫及令日本「失去30年」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給予重視，國家會陷於今天的被動局面嗎？歸根到柢，面對百年巨變，我們更應以沉實取態、開放胸懷，衡量不同參考坐標。

作者是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曾長期任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尹瑞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