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989年，我讀大學一年級。往後的日子裏，雖然跟朋友一直有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我們試過在晚會後漆黑的維園球場作小圈子討論，曾深夜步往當年新華社或後來的中聯辦抗議，送國殤之柱與民主女神像到大學是較為媒體注意的新聞。大家總認為，六四的意義不止於悼念，甚至不是要求領導人平反六四那樣溫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又無法結束，那些我們該做什麼，是大家持續關注與爭論的話題。今年有人甚至決定不去維園，認為不應「被騎劫」，寧願另覓地方辦各式活動，百花齊放是好事，也說明有別於支記式悼念的關懷，近幾年愈來愈不再是小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