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9月6日我在本版發表一篇〈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的文章，借威瑪共和下年輕人的躁動反映一個不安的時代如何生成兩種文化心態——表現主義和新客觀性，而最終因為對民主制度失去耐性而走上民粹之道，引來更大的悲劇。寫文章的原因，當然是希望香港在同樣不安的氛圍下，保持清明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