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擾攘多年，進軍香港超過10年的網約車，終迎來合法規管第一頁。今年10月立法會通過《2025年道路交通（修訂）（網約車服務）條例草案》。這個專門規管網約車服務的法律框架，授權政府為平台、車輛及司機設立發牌制度和營運規則，之後再處理較具爭議的技術細節，例如平台公司要求、收費機制、服務標準、保險要求等。所謂「兩步走」：先拍板大方向，細節留空間磋商。

根本問題在如何令路面更有效率

規管網約車所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如何令車輛使用路面更有效率，使更多人「共乘」而非擁有車輛，同時保障乘客安全與司機生計。現在我們要問：規管網約車是為了解決何種問題？是否過多？或者說，這種規管是否最合適的規管？

先看配額的爭議。配額是一個監管方法，但我們要討論的是目標為何，然後研究方法是否合適。有人擔心網約平台和司機無配額，會導致交通擠塞。然而，交通擠塞不是有網約車才發生的——私家車有導致交通擠塞，道路設計失敗亦令交通擠塞。而向只佔市面一小部分的網約車輛設置配額，以圖解決整體交通擠塞問題，顯然沒有深思熟慮。

若道路擠塞與污染排放是主要擔憂，政府可考慮以路面使用與排放為本的定價工具（例如分時分區的擠塞費），直接對症下藥，而不是對網約車設配額。本身油錢就是一個能夠限制車輛行走的方法，因汽車入油很貴，油價及油稅本身已增加了汽車出行成本。但近年有了電動車——有了電動車，汽車出行成本慳很多錢，由一個月幾千元，變成幾百元叉電費，早年換電動車又有補貼，筆者懷疑導致很多人揸車上路到處去。收更多使用道路的相關稅項，網約車乘客也會從車費中分擔，自然會因應公共交通的方便程度，及自己荷包的深淺，去調節是否用網約車。真的要解決道路擠塞，請增加使用道路的整體成本，不止針對網約車。

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網約車可有效紓緩交通擠塞。網約車是一個較高效率使用私家車的方法。如果市面上有足夠網約車，令市民出行足夠方便，他們自然會減少私家車需求。此外，網約車的道路使用效率，比的士為高；如果冇客叫車，網約車不會貿然揸出街，反而全職的士司機必須在街兜客。

數量型管制的問題

再者，網約車平台的定價機制，會根據交通擠塞程度調整。例如當太塞車時，網約車供應減少，網約車就會很貴，大家見到價錢飈升就會卻步，改乘公共交通。因此，即使沒有配額，市場都會自動調節街上網約車數量。若對網約車設過嚴上限，會改變市民與遊客已經習以為常的出行模式。數量受限，等候時間與車費上升，偏遠地區、繁忙時段更難叫到車。

國際經驗值得參考。紐約市於2018年暫停發放新的私營載客車輛牌照，並要求定期檢討供應，以平衡擠塞與服務。惟由於缺乏明確、可自動啟動的調整標準，牌照總量長期缺乏實質增長，供應偏緊。蘇格蘭格拉斯哥近期對網約車設上限之後，據當地公開數據與業界分析，2019至2025年網約車需求增約47%，惟車輛供應僅增約8%；當地夜間繁忙時段乘客平均等候時間，較未設限的城市顯著拉長。這些例子提醒我們：數量型管制，容易把問題由路面擠塞，轉移成服務不足。

「一車一司機」 扼殺效率

另一種坊間提出的規管，是必須「一車一司機」，網約車司機登記之後，不能讓其他人駕駛。這個限制，將人力資源與資產綁在一起，喪失了物盡其用的好處，從兩方面降低效率。第一，網約平台例如出租房間和網約車的一大好處，就是利用新科技，將商品的擁有權和使用權細分，使交易成本下降，增加商品使用效率。這種規管，變相將擁有權與使用權綁定，扼殺效率。其不合邏輯之處是，巴士、的士、私家車等交通工具，都沒有將車與司機綁定的規則。試想在辦公室，一部打印機只許一個人用，沒有辦公室會這樣做，相當愚蠢。

第二，很多參與網約平台的人，不是全職。現時網約車不少是part-time司機、副業司機。網約車平台調查顯示，本港活躍的網約車司機逾3萬人，但約六成人的每周駕駛時間少於20小時，且每年流失率高達44%。有研究指出，這種「隨時加入，隨時鬆人」工作模式，可令網約車司機的福利（welfare）增加四成。相比「一車一司機」，更有效率的做法，應像的士業界，有人出租車輛做網約車，讓無車的人使用自己空暇時間搵食；而有車無時間揸的人，又可將車出租賺租金。「一車一司機」，令有些不能做全職司機的人不能善用時間，有些閒置車輛亦未能使用。司機可能被迫走向全職以攤薄成本，反而削弱了彈性增收的可能。

監管質素方面，我個人認為政府不應監管那麼多。只要夠多平台加入，有了競爭，他們自然會想辦法改善乘車體驗。質素是用市場競爭去處理，而不是由政府去處理。

政府要處理的是開放市場，監管安全、保險等問題；其他問題，市場自然想到辦法。從自由經濟的角度看，市場能夠自己處理的事，政府最好就唔好插手。在網約車的討論上，我們真正要解決的是道路資源效率。把政策焦點從「限制幾多架車」，轉到「提升交通效率」，才能夠令城市更順暢。

參考資料：M. Keith Chen et al. (2019). The Value of Flexible Work: Evidence from Uber Driv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6): 2735-2794.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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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穎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