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所有法律，都應該以公共利益為本。然而，今天香港人總是以香港行普通法而非大陸法為傲。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於英美和主要金融中心都行普通法，香港沿用普通法，當然有利。而且作為國際商業中心，涉及訴訟時，由於訴訟雙方多習慣普通法，香港奉行普通法也確有方便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不過，普通法並非必然更為有利於彰顯公共利益。因此，本文不會對這兩種法律系統分出高下，而是對一些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傳統做法提出批判，並希望不論普通法或大陸法都可以更進一步，一切以公共利益為本。

大陸法與普通法

從歷史角度看，大陸法的淵源遠比普通法為久遠，可追溯至公元前的羅馬法。公元前450年，羅馬共和國時期頒布了公認為成文法起點的《十二銅表法》（Twelve Tables）。該部法典是古羅馬共和時期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內容涵蓋民事、刑事及宗教法，旨在限制貴族特權、保障平民權益。其後，法律不斷擴充與完善。東羅馬王帝查士丁尼（Emperor Justinian）於西元529年組織多名法學家，編纂了《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又稱國法大全），奠定了大陸法兼具法理和完整體制的嚴謹基礎，並遠在普通法出現之前，已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在被證明有罪前均應視為無辜等原則。

然而，大陸法隨羅馬帝國末落而被遺忘；其復興要待1804年3月21日，由自立為帝之拿破崙主導立法的《拿破崙法典》，才重見天日。該法典又稱《法國民法典》，並與1896年頒布之《德國民法典》，雙雙被視為歐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直接影響了不少亞洲地區法律體系，包括《日本民法典》、1929年中華民國的《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等。

相對於大陸法，普通法起源於12世紀的英王亨利二世。亨利二世成立了王帝御准的王室法庭，並以之作為全英倫通行的執法法庭。其特色是以程序和案例為本，法官不會主動探究真相如何和控辯雙方誰對誰錯，而是主持控辯雙方各自蒐證和各自陳辭，代表律師可以盤問對方證人、尋找對方證供的破綻 ；法官聆聽後，綜合所有資料再做判斷。因此，普通法下的法官，主要負責所有持份者按規矩辦事。相反，大陸法下的法官有主動調查實情、判別是非的責任。

普通法的一個特色，是其與日共變的適應力。社會對不同行為的解讀不停改變，以前視作非法和不道德的，今天可能變成可以接受，甚至應該接受。法官判案時，原則上固然是以力求公正和公共利益作為考慮，並顧及不斷變化的民情。然而，法官對法律詮釋的影響巨大，是以判辭於普通法下被視作制定法律（making law）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個別法官的判決對社會可以造成深遠影響，是否合適，值得商榷。相對而言，大陸法作為成文法，須經過多名法律專家審慎推敲，好處是小心翼翼地改變，代價是或會滯後於需要。

普通法的職業倫理

普通法的另一個特色，是控辯雙方的法律專家視彼此為對手（adversary），並視自己勝訴為自己的成功。美國曾有個案，主控官刻意隱暪關鍵資料，以致無辜者Michael Morton被錯誤判定謀殺罪，枉陷囹圄25年。最終，主控官Ken Anderson坦承錯誤，被判有罪，須監禁10天和做500小時社會服務，並取消律師資格。這樣的判處，是符合「按罪責輕重判罰」（proportionality）的原則嗎？

協助Morton洗脫罪名的非營利法律組織「Innocence Project」，功不可沒。但大家要拷問：Anderson跟Morton無冤無仇，為什麼要一個無辜國民墮入法網，連累其家庭墮入痛苦深淵？不就是為了推進個人事業？這突顯了對抗性質訴訟的固有不公義（built-in injustice；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CNN Films的紀錄片An Unreal Dream）。

而且，普通法的職業倫理，包括律師要為客戶保守秘密（attorney-client privilege）。筆者記得看過有一個個案：某律師知悉其客戶是一宗謀殺案的兇手，但法庭卻已判了一個無辜的人是兇手，並使該人長期服刑；最後真正兇手死了，該律師才把真相揭露出來。「attorney-client privilege」的原意，是為了使客戶放心把對自己不利的信息，也可以告訴他的代表律師。這法律界的職業倫理具爭議，相關並引起熱議的個案是1973年美國發生的「埋屍案」（Buried Bodies Case），有興趣的讀者可於網上輕易找到資料。

公共利益考慮

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倫理原則是推己及人，以平等相待各人，這態度要求放下自己身分，而這正是以「政策前預估法」所指的公共利益。無論客戶是誰，律師的責任應是提升公共利益。作為辯方律師，應是在最大公共利益的大前提之下，盡量照顧客戶利益。殺人犯就要面對自己罪責，但若有求情空間，就應把該等空間闡明予法官考慮。

筆者對現行由控辯雙方各自聘請專家證人的做法，不能茍同。專家證人「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明顯有利益衝突。資深整形外科醫生李宏邦於2018年在診所替私人銀行副總裁張淑玲注射「Botox針」（肉毒桿菌），張其後昏迷，最終不治，李被陪審團裁定因嚴重疏忽非法殺害張；但由於辯方僱用的精神科專科醫生力證李的精神狀况不宜答辯，陪審團雖裁定李曾做出誤殺行為，不過最後法官判予無條件釋放，就是一個顯例。李宏邦現年已達93歲高齡，或不適宜判監，但由看似有利益衝突的專家作證，在事實清楚而責任也清楚之下，法官判決無條件釋放，很難使人信服，做法不利確立司法權威。大家更應追問：為什麼不由沒有利益衝突的法庭成立專家證人團隊，供控辯雙方使用，費用則按公開透明的收費表，以用者自付原則向法庭繳交？

現行規則下，法庭不會接納以非法取得的證據呈堂。其實，非法取得的證據，有其可誅一面，也有其可用一面；可誅一面宜罰宜懲，但若證據有用、能夠對了解事實有幫助，為何法庭不予接納呢？理論上，證據若以非法方式取得，違法者接受了相應懲罰、承受了社會成本的代價，換來的是呈現真相的利益。倘後者高於前者，就表示公共利益有進帳，這不是很好嗎？

最後要談一談私隱條例。私隱條例原意是保障市民利益，然而早前將軍澳醫院懷疑有醫生泄密，令一名手術後不幸離世的病人家屬質疑是否涉及醫療失誤事件，最後兩名醫生因涉嫌外泄病人資料被捕。此事件中，涉嫌外泄病人資料，沒有損害病人，也沒有損害病人家人，而動機更可能是為病人家人討回公道，為什麼會違法呢？病人家屬原來不是應該知道被「外泄」的信息嗎？誠如前民政局長徐英偉所言：「治事者當以誠，為官者當以信。誠信是危機管理的基石，也是重建信任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1）何濼生〈怎樣才算好的公共政策〉，2024年12月16日《明報》

（2）何濼生〈僭建法例荒謬 嚴苛擾民〉，2012年7月24日《香港經濟日報》

（3）徐英偉〈危機管理的本質：真誠與謊言的歷史較量〉，2025年9月5日《明報》

作者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前所長、香港教育大學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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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