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中國外交部已宣布，由今年11月30日至2025年12月31日為止，向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提供短期免簽證措施，並將停留期限由現時的15天延長至30天。另一方面，「田中角榮的學生」石破茂在眾議院大選後也再度當選日本首相，身邊有不少人開始提及隨着中日官方關係升溫，石破茂理應深諳「以民促官」之道，中日民間交流有條件再出發。但我依然對中日民間交流的態勢感到悲觀，因為極端思想、缺乏互信才是中日民間交流的結構性障礙，類似的障礙不減反增。

日本記者對香港的誤解

舉個例子：近日有日本友人向我詢問，「香港現在還能上外國網頁嗎？」我回答「當然可以」之後，自己在網上搜尋了一下，發現類似的誤解並不鮮見。例如台灣的央廣電台張瑞昌總台長，就在今年9月2日與專研內地及香港問題的立教大學倉田徹教授、東京外國語大學倉田明子教授、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一同參與涉及香港的座談會；倉田徹在會上提及的一名日本共同社記者，就存在同樣的誤解。

該記者在港採訪路人時，有一港人詢問他是否來自日本的記者，隨後表示自己注意到倉田徹在網絡節目中有評論香港，希望該記者替自己向倉田教授致謝。聽罷，該記者感歎：「我聽了後，嚇一大跳！（才發現）原來香港現在還是可以接收到外部資訊！」但凡有幾個香港朋友，而且願意開口問的，都不可能有這般錯誤認知。舉例來說，倉田徹與沈旭暉等港人是好友，那他自然知道「港人目前還是可以接收到外部資訊」。

記者有義務去求真、為大眾做「科普」、作為「第四權」對政府起一定監督作用，在日本大學的傳播學課上，也是這樣培養學生的。在上述案例中，該記者來自日本共同社，那是負責發布新聞給幾乎所有日本報章、電台與電視網絡的機構，責任重大。然而，該記者聽信或者想像了如此極端情况，缺乏足夠學力、識見及國內外人脈去辨別真偽，容易誤導公眾、散播偏見。若排除裝傻抹黑的惡意，該記者實在不夠專業，且長期生活在極端的迴音室中，可謂「失格」。

若公眾對外國存認知偏差 輿論領袖應負責

與會的幾名教授，在香港議題方面，確實算得上是日本的輿論領袖。撇除其政治立場，倉田徹有基於一手資料深入研究《港區國安法》，倉田明子從事大量關於宗教的研究工作，他們在國際社會亦有一定國際影響力，例如倉田徹的論文會在一些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討論；倉田明子也曾圍繞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發表評論並引起關注；阿古智子亦是日本知名社會運動家。作為港人，自然希望這些日本學者能夠真的令日本人客觀地認識香港、認識內地。因為說白了，在科普層面，若日本人對外國認知上存在嚴重偏差，相關輿論領袖理應負責。

上述教授亦有積極參與中日民間交流活動，例如擔任特定交流組織的顧問。在日本，這是一種社會責任的體現。不過作為輿論領袖、青年的明燈，實在不宜傳播極端思想。因此，當我看到阿古智子與其他作者，在《月刊WiLL》2023年1月號署名發布一篇標題帶有希望「咒殺」中國國家主席字樣的評論時，我感到錯愕。她當然可主張自己有合理批判香港、批判內地的自由，但作為教授，不應發布如此偏激的文章。我看到新聞報道介紹倉田徹教授在「日本香港人協會」教廣東話、幫助港人融入日本社會時，覺得他確實有人文關懷，並欣賞他在自己所深耕的領域中，嘗試結合理論與實踐；至於阿古教授的極端評論，根本無助改善，甚至會進一步損害中日關係。

倘不改變極端認知 民間交流恐付東流

極端思想已令大量中方的中日民間外交代表卻步。公開且極端反華的人物，不應在中日青年友好組織擔任顧問。邏輯很簡單：於大多民間交流代表而言，他們是來交朋友、推進中日友好的；一旦日方顧問是極端反華代表，於中方代表而言，活動就變得極其敏感，參會會為自己帶來麻煩，往往黯然退出。日方顧問反華，中日親善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可悲的是，現階段中日雙方似乎無人願意點出箇中矛盾。

我僅是一名青年代表，人微言輕，惟自問參與民間交流多年，有保持克制，也願指出中國問題所在。今年9月深圳一名中日混血10歲男孩被殺後，我身邊很多日本友人感慨：「你說，我們做（中日友好活動）有何意義。反日教育流行，即便努力，一出事，就歸零。」

該慘劇發生後不久，在社交媒體X上有一封署名為受害者父親的信，筆者個人自然無法辨別信件真偽，但看到該信上有「我們不會憎恨中國……儘管風俗和文化存在差異……大家都是一樣的人……不希望由極少數持扭曲思想的卑劣之人的罪行，來破壞兩國的關係……我從事中日貿易的工作，擔任着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橋樑」等內容時，我深受感動。

我亦要強調，內地的確有不少人轉載了該信件，並歌頌中日友好。無奈在第二天，我與日方代表都注意到但凡轉載了該信的文章，均被悉數刪除。我們隨後召開研討會，有中日混血者激動地表示這算「二次傷害」。我表示，即便個人能夠理解內地高度重視安全的方針，但有關部門的做法「未免漠視中日友好支持者們的感情與貢獻」。我也坦言，目前日本藉香港議題批判內地的情况很常見，若不改變日本對內地及香港的極端認知，恐怕較中立的中日民間交流代表的努力，都會「啪」的一下付諸東流，或導致參與的代表不得不離開。

開放簽證不會令問題迎刃而解

上述問題，並非開放簽證後就會迎刃而解。因此，我自然寄望更多擁有話語權的代表們，能夠做得更多、更好。例如香港駐東京經貿辦也有責任「提高全球對香港獨特優勢的認識……加強香港的國際聯繫」，應加強對日開展基於客觀事實的科普。

我在《明報》的第一篇文章，談論的正是〈為什麼在日本說不好「中國故事」或「香港故事」〉（刊2024年1月29日），距今已有10個月。筆者希望大家讀完本文之後，能夠意識到抵制極端言論及資訊的必要。港日民間關係依然友好，請大家務必主動向自己的日本友人介紹香港情况，但凡不極端，都有裨於修正極端認知。

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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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