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戴耀廷在《港區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生效前發表「真攬炒十步」，提出在立法會選舉中奪取35以上席位，藉此取得議會控制權，然後無差別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在這奪權行動，「真攬炒」就是蓄意製造鎮壓，引來西方制裁，從而引發東歐式的顏色革命；其顛覆公式是鎮壓＋顏色革命＝攬炒。「真攬炒」狂妄之處不止推翻特區政府，亦希望藉此顛覆中國共產政權。今天35＋一案已經審訊完結，顛覆罪已於11月19日判刑，戴耀廷判囚10年，是涉案45人中刑期最長的。刑期是長是短非本文討論範圍。本文只對戴耀廷的「真攬炒」狂熱精神作文化溯源，找出其背後浮士德型人物的起源及特徵，對戴耀廷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才能從現象看本質，有所警惕。

「真攬炒」——戴耀廷的基督教「爭戰」談起

戴耀廷認為「真攬炒」最終會迫使中央出手鎮壓，導致西方制裁中國。他於文中強調：「制裁對中共及中國社會的震撼有多大，是現在不能預見的。……（他呼籲追隨者）你想見到一個新世界嗎？來吧！加入抗爭，去為你的自由去爭戰吧！」從這幾句話便看到戴耀廷志不單止香港特區政府，還劍指中國政權，後者可能才是他的最終目的。

戴耀廷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對與共產中國的抗爭，他不以常用「戰爭」一詞形容，而用聖經中文譯本「爭戰」兩字。據吾友施林海的解釋，「爭戰」這個名詞在聖經中多次出現，例如「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出埃及記》）；「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與你們同去，要為你們與仇敵爭戰，拯救你們」（《申命記》）；「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丶掌權的丶管轄這個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性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戴耀廷曾多次在公共場合為其提出的理想而流淚，可見其虔誠程度及對理想的狂熱及執著。

並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有像戴耀廷這樣的政治狂熱。本文從他的「爭戰」用詞帶出戴氏是實踐西方基督教浮士德型人物對自己獨具道德及信仰的狂熱及執著。這個基督教聯繫浮士德型人物便有獨特文化的普遍性，同時亦展露出西方文化背後的推動力——對發展自身的道德及目的無止境的追求。若大家聯想一下西方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設想第一、二、三波民主化（wave of democratization），便可知其背後假設，西方民主是普世價值，必可為全人類所採用；致有其弟子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歷史的終結」的笑話。

西方文化溯源——

浮士德型人物難以遏制的無限擴張

在此，筆者有需要簡略介紹一下德國大文豪歌德（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寫作的《浮士德》（Faust）。在歌德之前，早已有不同的浮士德人物的文學典型，主要是以他出賣靈魂與魔鬼換取人們心目中追求的普遍價值，如金錢丶性愛丶權力和名聲。但歌德的浮士德從魔鬼換回來卻不是這些，因為他已經擁有那個時代很多人希望獲得的成就——他被尊稱為博士丶律師丶哲學家丶教授和大學管理者。歌德的浮士德想得到的是欲望的不斷追求。美國哲學家馬歇爾‧伯曼（Marshall Berman，1940-2013）曾如此形容歌德筆下浮士德無止境欲望的追求，是「一種生命生氣勃勃的過程，它包含每一種形式的人類經驗，既包括快樂也包括悲苦，並且將這些人類經驗都融合為他自我的無止境的發展；即使是自我的毁滅也將是它的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西方世界，浮士德並非貶詞。若我們以此聯想，是否看到戴耀廷的狂熱，有浮士德相似之處——他已經擁有一般人想得到的成就，如法學碩士丶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的名聲及地位；但他仍然鍥而不捨追求心目中的西方民主（實質亦是道德價值及信仰）。在2014年非法「佔領中環」被判有罪及服刑後，他還繼續於2019年修例風波中「要行公義」，實踐其「傳道」理想。這種無止境的追求理想有值得敬佩之處。當然，戴氏並不滿足於「傳道」，而是為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不惜與香港和中國政權玉石俱焚，實踐歌德筆下浮士德的毁滅性衝動！

表面上，戴氏的政治狂熱是基督教賦予的。其實，像戴氏這樣的浮士德型人物的典型始於十世紀左右於北歐冒起的一種西方文化（並非所有西方文化皆如此，如古希臘）。這文化並且改造了本來平和的基督教，將它變成為要持續擴張的宗教霸權，把本身的宗教信仰當作「普遍真理」加以宣揚。浮士德便成為西方文化的象徵性人物。可以說浮士德文化改造了基督教，並導致西方中世紀以後一些導致生靈塗炭的大規模戰爭，例如連續200年的「十字軍東征」（1096-1291）和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如中世紀的紅白玫瑰戰爭（1455-1487）等，一直延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是第一位用浮士德來形容這個追求不斷發展及相信自己理想為普世真理的西方文化的象徵性人物。當然，這個文化還是經年累月的醞釀，從而化生了不同典型的浮士德型人物。這是史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原著卷1，1918；卷2，1922）的論點。

歐洲航海家意大利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及葡萄牙人伽馬（Vasco da Gama，1469-1524）的遠航，是浮士德式無止境的地理探索，也可說開展了西方侵略及殖民的擴張過程。而浮士德文化冒出之前，古希臘人亦具備航海船舶及技術，但他們只關心地面上的希臘部分，並沒有像後來的歐洲國家藉着航海技術向外擴張及進行侵略戰爭。史賓格勒認為：「 浮士德文化對擴張（extension）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精神的——有着難以遏制的偏好。」從這一溯源，可以看到西方後來的殖民擴張，除了經濟侵略及貿易之外，亦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幟。其實這些擴張，都同出一源；就是要征服其他「異端」，認為西方的「道德」及信仰是「普遍而永恆」的真理。若反對其「道德」訴求，就要面對浮士德型人物摧毁一切的災難性後果。

總結

有以下3點總結與讀者分享：

1. 戴耀廷並不會是香港最後一個浮士德型人物。今天35+顛覆政權案塵埃落地，《港區國安法》亦已經實施多年，相信大家不會「無知及天真」的認為，今時今日的香港特區，只剩戴耀廷一個浮士德型人物；近幾年的移民英國熱潮便是另外一例。2019年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在經過幾個月的街頭暴動及公共秩序的破壞後，並沒有削弱反對派的支持！在18個區議會中，17個由反對派及港獨分子獲得控制權。更極端的是，一個學歷低、毫無政治經驗的年輕人，竟然贏了競選連任的建制派當區區議會主席。2019年至今，事隔四五年，特區政府除了收縮政治活動空間之外，是否已經有效改善整體經濟及民生狀况呢？况且，戴耀廷浮士德型人物追求的，並非物質性目標。香港仍然是一個極之西化的中國城市，有着浮士德文化的底色。

2. 如何應對西方大國的浮士德呢？從更宏觀的角度，西方國家亦顯露其浮士德文化及精神特徵——美西方推銷西方選舉民主不遺餘力，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之後並發動一連串的顏色革命，以瓦解承繼蘇聯的俄羅斯的屏障。還有後來的阿拉伯之春，都有美國人的身影。還在發生的戰爭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同盟，不理俄羅斯的警告，不斷東擴，最後導致今天的俄烏戰爭。若我們將浮士德文化套入美西方主導、以「規則為本」的國際關係：若非採用西方民主的國家如中國，便不行彼等的「規則」，便是異類，得以誅之。這也不是浮士德型人物相信只有一種「普世價值」的特徵嗎！看來，讀點西方重要經典如《浮士德》，以了解現代政治的文化及思想源頭，也是有用的。據悉蘇共革命領袖列寧出遊也帶上一本《浮士德》。

3. 回到現實政治，文化就是政治！在吸收西方優秀文化之餘，我們還要警惕它的糟粕。從更積極的角度，便是要宣揚中國優秀文化及傳統，使我們能平和待人，實踐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國際政治及關係亦應如此看待：互相尊重主權獨立，和平共存。500年前明鄭和下西洋，甚至東非，但不像近代歐洲人對外侵略殖民，犯下種種滅絕人性的罪行；鄭和只宣揚大明天威。這些歷史和背後的文化及精神便是防範西方浮士德型人物長治久安的方法。今時今日的香港，本質上還是一個極之西化的社會。當然西方文化仍然有其值得學習的地方；減去了侵略性一面，西方追求發展亦值得學習。如何重新建立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具體措施，大家亦可參考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意見》中不少具體措施已陸續推行，不贅。

*可參考美國中情局前特工彼得‧施魏策爾（Peter Schweizer）所寫的《里根政府怎樣搞垮蘇聯的》（2001），殷雄譯，新華出版社

註：此文部分內容取材自王卓祺、梁韋諾丶楊雲合著（2023）《從修例風波到反中動亂——利維坦缺位下的荒誕劇》新範式基金會。第二章〈香港是否一個中國人社會？〉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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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