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香港回歸後，任何立法，其背後原則須與國家政策一致。當然，在技術層面上，因為特區（普通法）與內地（大陸法）屬不同法系，法例條文的寫法、執行及解釋必有不同，但這種差異不可亦不應令新法偏離國家訂立的原則。法律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要移植外地法律（包括概念），無可避免須考慮能否與本地文化磨合。硬來的後果就是水土不服，可能是好事的計劃變成擾民禍首。既然我贊同立法落實「陽光原則」，令政府及公營機構須（盡量）公開資料，我便走訪內地的資料法及科技規範專家，與他們深入討論有關法條細節的可行性及優劣點。

「陽光立法」就是人民監督政府

按「陽光原則」精神，由於《基本法》保障了言論自由，而知情權就是順利有效運用言論自由的延伸（市民無足夠準繩資料，言論便不準確，淪為無的放矢），因此政府及公營機構須主動向公眾提供資料。有權利就有義務，有自由就有限制——法律同時把部分資料劃成禁止公開；禁止公開資料又分兩類：（1）絕對（例如國安、立法會特權及私隱）及（2）不絕對（例如環保、研究及公眾衛生的資料）。

就這一點，內地學者強調內地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早於2019年通過）也支持陽光原則。其實，內地公安透明度相當高（這也是因為內地公安與香港警察的工作範圍不盡相同）：內地公安負責很多人民民生辦證的業務（包括護照、戶口簿及身分證等），在網上盡量公開資料、進程，也是減省回覆超大量查詢的工時及人員的辦法。他們亦同意人民要適時監督政府，便需要充分資料，否則沒底氣。但各人對是否應設有「絕對」不公開資料，非常兩極。我特別提出警察的例子，認為把2019年警察打擊黑暴的行動及策劃的資料列為絕對（甚至永久）保密，並非無道理。有人堅持，由於警察是最具行使公權力的主體，所有資料也應預設公開；面對申請公開資料，如反對便須提出理由，再逐項資料審視決定。亦有人相對比較同情、理解香港警察及其家人曾面對「人肉起底」和「網暴」的歷史及狀况，同意處理國安罪行的資料（及人事安排）須絕對保密。

適時反省是否應設立專責機構

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其實在立法之餘，應否成立新機構來處理反對／申請公開資料的事宜？內地專家特別着我留意一下廣東省政府政務公開辦公室的工作，他們就是負責指導、協調公開省政府資料的工作。他也指出湖南省湘西州政府有一新舉措，就是設立3個新職位：信息保障專員（負責及時發放重要資料）、政策解讀專員（以新表達方法在新媒體呈現資訊），及內容監督專員（保證公開的資料可以盡快更新）。（須強調，也有論者推斷這些機構會監察網上輿情。）

我一直篤信道家「希言自然」，草擬法例，應以簡單直接為有效。換言之，以現存機制（即申訴專員）處理公開資料的爭議為最有效途徑。但面對內地的施政，我又必須承認，成立新架構可以更有力落實新概念，並培養和儲備專門知識。似乎我們應該觀察新法落實後的情况及回饋，再思索是否需要在港設立專責辦公室。

規管AI是下一個挑戰

我不止一次寫過：科技光速發展，「資料爆炸」為必然後果。這是AI（人工智能）應用日多、已變平常的自然現象。我們可把AI分成3個互相關聯的部分——資料、軟件、硬件。傳統認知是：人類輸入資料，經過運算，得出結果。換言之人類仍有主導權，我們不輸入資料，機器多超能也無用。可是，AI特別厲害之處是它可以自動學習、自我完善。我們愈多問、輸入資料愈豐富，AI（軟件）愈精細愈成熟；加上愈來愈快的硬件運算，AI便能夠掌握及製作更多更精準資料。

「資料爆炸」加上「陽光原則」，市民即使未必精準知道自己需要、想要什麼資料，亦會先拿為快。資料數量爆發的後果，就是查詢宗數快速增多；惟查詢增多，製造資料也就更多。惡性循環，永恒輪迴。為控制此似乎不可逆轉的潮流，有內地學者建議公開資料法的目標不止政府及公營機構，更應包含技術開發商，逼令它們公開AI演算法（即軟件）。問題是：今天它們公開，明天演算法卻已自我進化幾個世代，公開又有什麼意義？也有專家建議：效法生物科技倫理自我限制的系統——業界統一自律，如果發現科技發展方向有問題，便予以限制；又或者，政府可將現時只用於金融科技的實驗場（即所謂「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全面擴大，只要發現有出現威脅倫理的可能，立即強行叫停。然而，時間不等人，要做就現在做，AI的應用幾何式增長，「沙盒」很快就沒用了。

透明管治 就是自信表現

香港亦應開始就AI研究立法。歐盟於2024年通過《人工智能法例》（AI Act），可作參考模板——它明文禁止（1）可以經神經系統操縱人類心智；（2）製造社會歧視；及（3）生物識別的AI技術（防止罪行及法庭批准屬例外）。法例也列明：必須註明資料是否AI生成，生成資料亦不可涉及違法內容和侵犯版權。

在討論「陽光立法」時，除了法系、文化外，大家也須留意其他法例內容及執行力度的獨特之處，例如內地《保守國家秘密法》便與香港《官方機密條例》大不同。况且，由於沒有堅強的自由主義脈絡，公眾／私人的分野不明顯，所以即便已通過《個人信息保護法》，內地公共機構製作的資料是否屬「私隱」，仍有討論空間（例如輕微罪行紀錄是否應公開？可否被永久刪除？香港《罪犯自新條例》就列明什麼類型案底可在什麼情况下失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亦有對「個人資料」詳細定義）。

無論如何，有一個現象相當有意思：在我與學者的討論過程中，我每次都提到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在回憶錄中曾提到，他最後悔的事是促成通過資料公開法。當然，有當領導的學者也感慨，「陽光原則」及有關規定會帶來行政麻煩，卻沒有任何人反對「陽光立法」。原因也是老掉牙啦——正如哲學家齊澤克說，管治是否良善，還看決策透明與否。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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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文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