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我上文（刊2024年12月30日《明報》）提出了樓市積弱跟政府財赤的關係，以及公共房屋政策偏離了公共房屋初心正是樓市積弱的主因。本文則會針對其他開源和節流措施，提出多項建議。筆者強調：任何公共政策措施都要按社會成本和效益決定，開源和節流措施也不能例外。

容許違例建築有條件合法化

開源方面，其實方法不少，但都要配合其他改革才能夠應對當前嚴峻的政府財赤問題。

筆者建議政府考慮在僭建和佔用政府官地政策上作出調整。首先，對僭建者一律按僭建程度徵收一筆過罰款，並容許有條件下對違例建築予以合法化，繼而補徵差餉和地租。政府早於2012年針對村屋僭建推出一次過申報計劃，建議較低風險違規建築物的業主可自行申報，其後在6個月內驗證建築物安全，往後每5年再檢驗一次，以暫時保留僭建物；嚴重違規的僭建則須即時清拆。

對於這政策，筆者奇怪為何不向業主重估差餉租值，而讓業主白白享用僭建得來的巨大利益？對於「嚴重違規的僭建則須即時清拆」這說法，筆者奇怪「嚴重違規」準則何在？為什麼不以安全為主要考慮因素？如果沒有認可專業人士敢證明「5年內結構仍屬安全」才要求清拆，不是更好嗎？筆者又奇怪對村屋可以以申報代替清拆，為何市區內其他物業不可以同樣處理。

此外，我估計正是因為「嚴重違規的僭建則須即時清拆」這規定，嚇怕部分業主不敢申報。對於不申報的業主，為何不予以懲罰？懲罰該等業主既有助鞏固法律權威，也有助減赤。

有條件合法化，遠比一律要求清拆符合公眾利益。要指出：《建築物條例》本來就是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無的放矢要求遵守。有條件合法化符合公眾利益的原因是：（1）政府會多了收入，有助幫補財赤；（2）挽回政府威信，並明示不容許藉違法得益；（3）若不理安全與否、有沒有影響公眾利益，硬要清拆，只會平白增加建築物廢料、為堆填區添壓力。

佔用政府官地問題，同樣應從公共利益考慮。部分被佔用的官地根本無法發展，亦無法使用。像一些臨海建築，物業地界臨近海邊，卻仍有小量官地沿海。有業主索性把花園推到海邊，「霸佔」官地。政府用不着的官地，為何不索性讓其私有化，然後重估地租、重估差餉？

筆者是車主，對於有時需在不阻礙交通情况下違例泊車、在附近購物，被派罰單頗感無奈。奇怪為什麼政府不增加「咪表」，設最多15分鐘或半小時的泊車位？此舉雖然對政府收入沒有明顯幫助，卻有助該等地區的零售和理髮店等的生意。

取消標準稅率 有重大公共利益

過去很長時間，香港薪俸稅最高邊際稅率維持在25%；後來由於政府財政豐裕，逐步減至17%。此外，香港另設15%的標準稅率，保障極高收入人士的總稅務負擔不會超過入息淨額（即應予評稅的入息扣除免稅額）的15%。這安排其實十分奇怪，造成超高收入人士的有效最高邊際稅率，低於入息較低人士。

這個對極富人士的保護傘於2024年更改。該年財政預算公布新的兩級制標準稅率制，對超過500萬元入息淨額之餘額徵收16%。政府對超高收入人士的照顧，在財赤嚴重的今天明顯不合時宜。筆者一直認為，取消標準稅率制不會影響香港簡單稅制的美名，而且還應把最高邊際稅率提升到20%，此舉亦不會違反《基本法》維持低稅率制度的要求。事實上，20%的最高邊際稅率仍比有銷售稅的新加坡的24%為低，相比我們1970年代的25%最高邊際稅率也低不少。

取消標準稅率，明顯會帶來重大的公共利益。首先，富人多納一點稅不會損害他們的生活質素，卻可帶來更多財政資源維持幫助弱勢社群的服務，亦符合稅務學的能者多付原則。由於20%的最高邊際稅率仍屬於低，加上香港沒徵銷售稅，這改動不會影響香港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增利得稅 將影響企業來港

利得稅方面，有人建議提高，本人並不同意，因為調高利得稅會影響企業來港，亦影響企業再投資的意欲。按筆者分析，向個人徵稅，遠比向企業徵稅公平和有利經濟發展。其實，社會上真正承擔政府徵稅和受惠於政府出資提供服務的，都是人而非企業。企業有好表現，可透過股票升值和股息利及股東。是以股息稅和資產增值（扣除通脹）的得益，理論上都應繳稅；反而，向企業徵稅只會打擊投資和打擊聘用人手。

我同樣反對此時引入銷售稅，因為零售業經營困難，沒理由要經營者百上加斤。

增收方面，筆者認可考慮把網約車合法化，並以總收入的某個百分比，作為每年經營的牌費及保險費。保險費按收入多少而自動增減，十分合理，因為若運作時間增加，收入亦隨之增加。網約車合法化會為政府帶來收入之外，還可讓經營的司機心安，及讓的士經營者覺得較公平，並便利市民。跟網約車經營者分帳的行政成本低，容易執行，效益巨大。

勿為節流停聘公僕

節流方面，筆者認為千萬不要為節流而停止招聘公務員。儘管政府應該努力識別並削掉沒有淨效益（社會成本高於社會效益）的職位，也仍須每年招聘新世代的生力軍，否則將來便會出現青黃不接的斷層狀况，並對當年的大學畢業生不公平。此外，筆者也寧取公務員及受資助機構減薪，而不欲見到因削減人手而影響弱勢社群所需要的服務。原則上，任何開源和節流措施，都應謹慎評估其成本和效益，而切忌自以為是、憑主觀意志推行。

參考文獻：

．Ho, Lok Sang, & T. L. Zhang. (2016). Tax Reform for a Fairer, More Vibrant Economy. Modern Economy, 7, 881-893.

．Musgrave, Richard A. & Musgrave, Peggy B. 1989 (1973). 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Edition.

作者是嶺南大學經濟系及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兼任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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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