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特區政府早前率領工商界代表前往北部都會區和河套區等地考察，希望工商界響應官方號召，投入資金。工商界反應是平實的，但各方都在觀察：到底是一呼百諾？還是拉牛上樹？是兩情相悅？還是逼民女成親？我想，大家都希望香港經濟盡快復蘇，但容我提一點善意的事實陳述：工商界和民間都有難以言傳的憂慮，就像陳寶珠《姑娘十八一朵花》的歌詞「芳心似亂絮多憂慮，恐君貪艷（錢也）愛春花」；因為官方的政策單向而行，早晚「春去花殘（沒錢），忘盡相思話」，令人「內心怕盡驚弓鳥」（語出我的新書《夢醒癡人瘋語嘲》）。故引為今天標題。

（1）近期一些迹象值得思考

──自從香港政府和京官表態希望工商界（尤其是大財團）投入北都建設後，普遍姿態是積極的。官方要求以「行動表示」，工商界也沒有公開異議，惟較少見諸行動，因為工商界不會在風頭火勢之時說逆耳之言。所以，真正的反應潛而不露，或是先潛後露。最近開始漸露了，從「先要計掂條數」（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之語），到「香港有香港的特色及自由度」、政府不可能指定商界「做邊瓣」，意向書只表示信心，不代表一定要做（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之語），反映工商界在支持政府理念之時，也希望官方行之有道，不要硬來。

──業界還發現一個有趣現象：目前只是中型企業出現「漸露」的表態，大財團沒有任何「露」的表示，更不敢「怒」。何解？皆因不少中型企業「船細好掉頭」，早已轉移到東南亞（包括由內地撤資）；而且官方目前盯住大額投入，中小企暫時不是重點。所以，主要業務在香港和內地的大財團表面「積極」，跟着由別人說出心裏話，總比自己開口更好。

──官方引導考察後，有85家企業簽了意向書，近七成是中資。這與早前特區政府努力吸引外來投資的情况相似，大約七成是中資。沒關係，有投資就好。但正如蔡冠深所說，核心是保持香港國際化。假如外資看見香港的經濟發展主要由官方規劃、主導，以至控制一切，從而令企業逐步失去自由度，它們會怎樣想呢？官方認為這是「過慮」，惟實事求是地看，這確是近年外資卻步的原因之一；尤其是特朗普將就任美國總統，各方都在觀望中美關係如何。所以，這個時候更不宜過分突顯官方意志。

（2）不要忽視歷史陰影的輻射

──對中國經濟歷史有研究的人，會從中國經濟的屬性觀察，雖然已不是昔日的計劃經濟，但今天的「規劃」仍有濃厚計劃色彩。中國的經濟模式實際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不是西方的資本主義。這就令外界觀察，今天在香港的「勸喻投資」，是啟示還是指示？是號召還是號令？這與1950年代內地的「和平贖買」政策，有程度上的不同，惟也有性質的接近，同樣用民間資源完成官方的意願。這種模式放在今天的內地，也會引起反彈；如果放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區，只會令「兩制」更加失色，更難令香港由治及興。

──官方會說：「怎可拿70多年前的事作比較？」好，那就看看改革開放後的事例。江澤民年代提出「西部大開發」，港商應邀前往參訪，但成事的項目寥寥可數，因業務種類與港商意向不同。內地表示「理解」，還同意安排港商到北京，趁接見時把「富二代」介紹給中央領導人認識。胡錦濤年代提出「振興東北老區」，港商也應邀前往參訪，同樣因為東北多屬重工業，港商難以參與。內地官員開始「有點不理解」了，認為港商在內地賺大錢，「應該對國家有貢獻」。後來，有港商「認頭」10億港元投資，但項目由內地「幫助尋找」，希望日後得到更多內地市場的回報。到了第三次江西考察團，不少港商表示「在外國工作」，派代表參加了事。

──這正是官說官有理、商說商有理，但離不開官方政策能否給外界足夠吸引力和信心？必須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不少措施都是對頭的，令港商和外商願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惟近年卻因種種原因而出現多種顧慮，既因中外關係惡化，也因中國內部政策飄忽和失衡（例如股市和樓市暴起暴跌），更因很多積習已久的問題（例如貪腐和官僚作風令投資者損失）沒有改變。這是官方也承認的現狀。

在香港，政府怎樣用錢也是各界關注的。財政司長陳茂波預告本財政年度赤字約1000億元。在這情况下要工商界大量投資，自然難上加難。

（3）如何理順和鞏固商心與民心

──上述問題輻射至今，加上官方近年擔心失控，主導意志特別強，以致愈擔心就愈要控制，愈控制就愈產生離心。所以在此關鍵時刻，官方不妨理順以下幾種關係和理念。首先，什麼是市場秩序？什麼是規劃？前者是官、商、民在經濟運行時實踐出來的共識；後者則是以官方意志為主，並可能變成操控的處事方式，甚至變相成為指令、攤派，削弱商界和民間的自主程度。

──其次，商界和民間要求經濟規劃要有足夠可預期性及透明度，而不是只方便官方的「靈活性」。在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和商業文化裏，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至今仍牢牢扎根在現實生活中。不少官員仍感到權勢在手，即使是倒行逆施，商界和民間也奈何不得，億萬富豪也可以變成明代的沈萬三（曾以經濟實力協助推翻元朝，但明太祖朱元璋擔心他民富敵國，於是不斷打壓，有說沈萬三後來被迫往雲南開荒）。在「六四」後，大量個體戶和民企牌照被煞停，皆因官方擔心自由經濟會導致失控。今天不要再製造「現代沈萬三」了，因為人是會跑的。

──不少官員以為：商人只重視錢，不理會民主自由，中外如是，所以只要香港保持生金蛋的作用，歐美商人仍會來港，甚至反對其本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這種商業理念一般都有效，惟又不是絕對的。

其實，商人不會把民主自由放在首位，但有視野的商人，都會把民主自由視為平衡自己利益的手段。且看歐美以至台灣工商界，每逢選舉時都把資源按比例投在不同候選人身上，無論誰勝出都對自己有好處。香港沒有真普選，也沒有符合主流民意的選舉方式，官方表面上可控制一切，令工商界無法「挾民意自重」。官方認為過去的選舉制度讓大財團控制多個票源，間接影響政府運作；但其實官商不咬弦的原因不在這裏，而是在「官商合一」時出現利益碰撞和主導能力的矛盾。如今，官方用一面倒之勢令工商界「內心怕盡驚弓鳥」，但又製造了日益疏離的反應。官方當然可以繼續主導一切，惟香港的活力也會半死不生，各方無所適從，更怕政策飄忽和被綁死，只會各尋出路。

──此刻，官方應努力探索一種新的「官商民關係」：各人可按個人能力選擇財富的程度而不會流向極端，即富人可以賺錢但不能高度盤剝，而貧者可以保持現代標準的生活而毋須擔心朝不保夕。官方從中平衡，不會引起「春花亂絮多憂慮」的恐懼，才能夠加快由治及興的步伐。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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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