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去年初，我應邀出席了一個由香港本地華資大佬、學者和歐美企業高管定期舉辦的座談會，分享我對香港前景、內地與香港關係，以及大陸未來發展的看法。由於要遵守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規則，我不便列出該組織和其成員的名字。當時正值香港走出疫情、與大陸實現真正通關，特首李家超及以下官員似乎意氣風發，大談香港復常後正在走上「由治及興」的快車道。

我在會上表示對香港未來發展路徑的擔憂，因為我看不到詳細的路線圖能夠使香港走向興旺，尤其是在中美碰撞日益激烈的時候，香港夾在其中，面臨的許多不確定因素遠超其能力所及。我當時說，既然建制派鐵定北望北京，那就應該學點對香港有用的東西。我舉例說，比如大陸實施的五年規劃，就是香港應該仿效的。記得當時一名來自香港本地老牌華資家族的成員在問答環節時，非常不屑地回應說：「這裏是香港，我們不會做五年規劃。」

施政報告提多個目標 惜未見路線圖

上月中，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了上任後的第三份施政報告。不同於前兩份施政報告分別着重於共同抗疫和國家安全，今年報告是以改革求變和惠及民生為主，公布了一系列措施，社會反應不一。社會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是施政報告的「齊改革」主題。據統計，李家超第三份施政報告裏提到「改革」一詞超過40次；而他前兩份施政報告裏「改革」的出現次數屈指可數。眾所周知，中央近幾年多次對香港提出改革要求，希望看到實實在在的改革舉措和新氣象。

行政長官在隨後記者會上也大談改革理念，表示要「看全局、看長遠、看矛盾」，既要「看國家大局」，還要看「市民日常生活需要」。

施政報告中，李家超也提出了一些發掘和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目標，例如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圈、建立國際認可金屬倉庫、成立工作組發展低空經濟等。可惜的是，看不到如何實現這些理想與目標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這讓我有了再次呼籲香港要有自己的五年規劃的想法。其實過去幾年，在中央不斷要求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背景下，已有個別人士提出「香港的五年規劃是什麼」的疑問。

回顧內地五年規劃歷史演變

但討論香港是否應該有自己的五年規劃，是個極敏感的話題，像是英語俚語所說的「第三軌道」，是政客盡量規避的、具有爭議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原罪」問題，具有很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 一提五年規劃，馬上令人想起計劃經濟；還有就是如果香港也搞五年規劃，有「被納入內地發展」的嫌疑。這些擔憂可以理解，尤其是當今，在香港內外，包括中國大陸和國際社會愈來愈多人都認為香港特區正在走向「一國一制」，如果再搞五年規劃，豈不又予人口實？

在討論香港的五年規劃之前，有必要回歸基本，先了解五年規劃的歷史由來和演變過程。

中國大陸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始於新中國建國後不久的1953年。當時完全仿效蘇聯的五年計劃，制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期規劃，每5年規劃一次，每次規劃5年期。第一個五年計劃，是由蘇聯專家幫助制定，包括各個行業門類及產品都有詳細產量和指標——大到飛機，小到肥皂，都有詳細規格和產量，是計劃經濟的最顯著特徵代表。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走向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逐漸減少直接配置資源。五年計劃的性質、涵蓋範圍、制定程序，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

從「十一五」開始，也就是2006年，「五年計劃」更名為「五年規劃」。雖只有一字之差，卻顯示規劃已開始清除計劃經濟的糟粕，更多引入指導性的元素；指標也開始分為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程序更加系統化、科學化和法制化。

中央正積極推進第十五個五年規劃（2026至2030年）的制定。如今的五年規劃與曾經的五年計劃，有天壤之別；制訂過程更是齊聚整個政府和社會的智慧及力量，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企業和學者都有份參與。

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會分析過去與現在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狀况，以及國際發展動態，了解新一輪5年發展的國際環境。在分析國內、國際形勢的基礎上，提出未來發展方向和目標。覆蓋範圍涉及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說「十四五」規劃（2021至2025年）在經濟發展一欄，有國內生產總值（GDP）、全員勞動生產率、城鎮化率等指標；在創新驅動一欄，有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增長、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等指標；在民生福祉一欄，有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千人口擁有執業（助理）醫師數等指標；綠色生態一欄，則是細化的約束性指標，涵蓋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城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森林覆蓋率等等。

據官媒報道，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親自擔任「十三五」、「十四五」規劃《建議》起草組組長。編製一個五年規劃通常需10個步驟，歷時近3年，通常是在進行的五年規劃中期就着手研究。第一步是對進行中的五年規劃做中期評估，接着開始新的五年規劃前期調研、形成規劃的《基本思路》、黨中央《建議》起草、五中全會通過《建議》、起草規劃綱要（草案）、公眾建言獻策、銜接論證、徵求意見和審批與發布等步驟。舉例說，正在執行的「十四五」規劃，早在2019年底開展前期研究，當時中央委託60多家智庫和研究機構，就37個重大課題展開研究，形成了130多份報告供領導人參考。

港缺戰略研究引領應對長期挑戰

英國政經周刊《經濟學人》在一篇解釋五年規劃對中國發展之重要性的文章裏，把中國的五年規劃比作西方政黨在每一次選舉周期提出的競選綱領，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描繪短期及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目標與任務，以期贏得黨員和選民支持。

反觀香港，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主要集中在本年內要達到的短期目標；對香港面臨的長期挑戰，包括房屋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缺乏中長期戰略研究和引領，甚至會出現前任行政長官推出的中長期發展目標，在繼任者時期出現縮水和執行緩慢的情况。

因此，香港急需有自己的五年規劃，好處不言而喻。首先，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南下深圳會晤香港工商業領袖，再次呼籲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識變應變求變。

其次，香港應積極參與國家五年規劃的發展制訂。按照一國兩制原則，國家規劃的指標不適用於香港，但規劃裏的許多目標任務對港未來發展影響巨大。若不深入了解那些涉港目標任務的考量和背景原因，香港很難對接國家戰略。還有，積極參與討論，可更好地表達香港的需求，讓內地官員更好理解香港。

動員全社會力量 凝聚解決問題共識

更重要的是，香港在制訂自己的中長期規劃時，應借鑑大陸的做法，把編製過程變成動員整個政府和全社會的力量來凝聚共識。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形勢變化迅速、地緣政治風起雲湧的時候，如何審時度勢發揮香港傳統優勢和尋找新增長空間，更是至關重要。這就意味着香港行政長官要親自掛帥，全程領導編製工作，從前期重大問題研究開始，就動員政府各司局、智庫、大學，特別是金融工商界人士和企業家廣泛參與討論。這裏面要特別聽取在港外資，尤其是美資機構和企業的意見及建議。最後集中智慧，推出可以層層分解和逐年分解到政府各部門的、可以有效執行的KPI（關鍵績效指標）。比如困擾香港幾十年的住房困境問題，歷屆政府總是從狹隘的土地房屋角度去考慮應對；實際上，廣泛存在的籠屋、劏房等問題，是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社會保障不完善的重大社會問題。沒有全社會的參與，是很難解決。

至於讓許多人不能釋懷的、關於中長期規劃的稱謂問題，我們可以改稱「四年規劃」或者「六年規劃」嗎？

作者是《南華早報》前總編輯，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專業應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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