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近期，香港著名電影導演杜琪峯接受BBC訪問，談及近年香港電影行業的變化，指出近年是「人生最低潮的時候」，並稱他與香港一樣失去了靈魂，直言不諱香港所失去的靈魂正是人權與自由。杜琪峯作為香港著名導演，其電影作品蜚聲國際，多年來亦扶持了不少香港電影的生力軍，杜導演在香港電影業界的地位與其貢獻毋庸置疑，亦正因如此，其言論引起社會廣泛的回應與討論。

有立法會議員不認同香港電影失去靈魂，指出近年不同題材的電影反映社會面貌，而「電影發展基金」投資不少新晉導演的製作，本港言論自由、創作自由皆受到基本法的充分保障云云，更有議員批評杜導演「在外國媒體上唱衰香港，聲言自己和香港都失去靈魂，言論自私，既忽視了電影行業的困難，亦抹煞電影人才的努力」；亦有議員認為香港電影空間收窄的言論全是「廢話」。

香港電影發展進入寒冬已成為既定事實，截至今年9月，已經有6間戲院結業，佔全港戲院數目近一成，當中位於銅鑼灣的總統戲院屬於戲院公司的自置物業亦難敵經濟下行的衝擊而結束營業。近年，內地與香港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不少企業減少對電影的投資，不少內地電影公司停止合拍片的投入，令到來年的港產片數目大量減產，據聞在2024下半年只有3部電影正在拍攝，反映電影業界面對嚴峻的困境。再者，在內地與香港經濟疲弱的大環境下，市民消費變得謹慎，亦令新上映電影面臨更大的票房壓力，香港電影業可謂正面對多重衝擊。固然，近年香港仍產出不少叫好又叫座的電影作品，例如《九龍城寨之圍城》、《年少日記》、《毒舌大狀》等作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入場觀看，然而從整體行業而言，這些能賺錢的作品僅屬於少數，不少電影製作以蝕本收場。

不可能脫離產地文化、社會脈絡

不過，單從經濟環境的變化不能夠完全解釋香港電影以至創意產業所面對的困難。電影作品取材於社會，不可能脫離產出地自身的文化與社會脈絡，因此電影作品某程度上都是反映社會的現象。近年有不少電影作品有強烈的社會觸覺，例如《年少日記》探討青少年自殺問題、《窄路微塵》記錄疫情下的故事，這些電影創作與社會現象有密切的關連，而電影製作人亦希望透過鏡頭來表達對於社會的關懷。言論自由、創作的自由不止是讓電影製作人自由地選擇所希望拍攝的題材，或自主地設計和製作鏡頭畫面，更重要的是容讓電影製作人不受拘束地以自身角度表達故事的內在意涵，這樣的電影才能夠引人入勝。正如杜琪峯導演的著名作品《黑社會》，表面上是三合會內爭奪權力的故事，其實不少人把這部電影的角色放大到香港社會環境作分析，揭示社會上不同勢力為了取得權力而爾虞我詐。《黑社會》及其續集於2005年及2006年上映，正反映當時的社會氛圍能夠孕育出如此引人入勝而且具批判性的作品。

我們不得不承認現時社會氛圍與十數年前有明顯的變化。近年，電檢處更嚴格審批需送檢的電影內容，有鮮浪潮的電影作品被要求刪改內容以符合放映要求；而今年藝發局首次不資助鮮浪潮電影節，亦令這個孕育不少電影新晉的創作平台面臨經營困難。有立法會議員在審議電影發展基金的撥款時，公開批評獲資助的電影作品涉嫌「軟對抗」、鼓吹負能量，甚至乎唱衰香港云云。這些事件正好反映香港文化藝創作空間面臨挑戰，電影人在選材創作時所面對客觀規限只會愈來愈多，這些事件正回應杜琪峯導演所提出「香港電影失去靈魂的言論」。

崇尚自由是香港電影靈魂所在

香港優勢在於中西文化匯聚，社會崇尚自由，擁抱多元文化，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夠在社會發揮所長，正正是擁有自由創作的氛圍才能夠孕育出色的創作人，這樣才是推廣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優勢所在。如事事講求跟隨主旋律，而扼殺不同聲音，只會令到創作變得平庸，亦遑論創作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崇尚自由正是香港電影的靈魂所在。

作者是民主黨前沙田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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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