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2024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周五揭曉，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爆冷」折桂。不少人期望，在以巴新一輪衝突剛滿一年的時刻，和平獎會發出人道主義呼聲，反對殺戮，評審委員會卻捨近取遠，忽視了加沙在以軍狂轟濫炸下幾近夷平、百萬計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人間煉獄的眉睫危機，難免令人質疑評委會為免得失西方大國和以色列，放棄仗義執言，但求明哲保身。

高談核子武器憂患

無視巴人現實苦難

負責評定和平獎的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表示，把獎項授予日本原爆受難者組織，旨在表彰其「努力爭取實現無核武世界，並透過證詞強調絕對不應再次使用核武」。日本在二戰中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加害者，當然這也不代表美國投擲原子彈濫殺是對。消除核武是和平獎長期追求的願景，若在天下相對太平的日子頒獎給反核武團體，相信爭議不會太大，問題是評委會大談核武「憂患」的時候，現實世界正在發生的，卻是毋須動用核彈的大規模殺戮。外界原本估計今年得獎者將是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一類的機構，藉以彰顯維護國際公義的重要性。評委會最終的決定讓多數人大跌眼鏡，與現實世界的緊迫危機相比，它所給出的理由也如身處平行時空。

評審公告稱，明年將是美國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與長崎80周年紀念，如今核彈殺傷破壞威力遠勝從前，一場核戰足以摧毁整個人類文明。言下之意，今年的評選結果既為示警，也帶有「提前紀念」的意味。問題是若要紀念，明年難道不更有意思？和平獎過往大約每隔10年就表彰主張廢核的團體或個人，上次是2017年頒給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論時機，評委會也可選擇在2026年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成立70周年之時向其頒獎。

先不談當下加沙戰事之慘烈。單從「紀念」的角度來說，以巴衝突今年比「反核」更值得着眼。就在30年前，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以色列總理拉賓與外交部長佩雷斯分享了和平獎殊榮，以表彰他們對簽署《奧斯陸協議》所作貢獻。該協議構建了以「兩國方案」化解以巴衝突的框架，至今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可惜的是，當年和平獎期許的和平局面並未到來，反而隨着拉賓被以色列右翼極端分子刺殺而煙消雲散，30年後的今天，以巴更陷入新的血腥衝突。

去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越過隔離牆突襲以色列社區，殺死逾1200人，以色列隨即對加沙展開大規模軍事攻擊。一年過去，以方宣稱的目標未見盡頭，以色列的全面封鎖，卻把加沙變成人間煉獄，百萬計巴人如同俎上之肉，據當地衛生部門統計，以色列的行動已造成逾4.1萬人死亡、近10萬人受傷，大部分是平民，可辨認死者裏兒童佔了三分之一，近兩成為婦女。

加沙現在每天都在上演無辜生命在炮火中消逝的悲劇，千千萬萬兒童的臉上只有血淚不見笑容。面對如此嚴峻局面，西方國家雖有譴責之聲，應對卻蒼白無力，以色列政府的好戰面目則愈發明顯，將中東進一步推向惡戰邊緣。哈馬斯的突襲無疑是恐怖行為，但以色列濫殺平民的軍事行動也早已喪失了正當性，受到國際社會強烈批判，對種族隔離有切膚之痛的南非，更直接狀告國際刑事法庭，指控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

「美利堅治世」千瘡百孔

和平獎需要範式轉移

諾獎創立者諾貝爾在遺囑裏明言，和平獎應頒給「為促進國家之間的友誼、廢除或裁減軍備及建立和促進和平會議作出最大或最好貢獻的人」。自1901年創立以來，和平獎的選擇清晰反映它追求一套以國際合作為基準的秩序，一戰之前以歐洲為中心的各國議會聯盟、兩次大戰之間的國際聯盟，以及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都多次獲得和平獎的青睞。面對世界多地戰火交熾，挪威諾貝爾評委會事前堅稱，獎勵和平行動「或許比以往更重要」，「一定有一些人和組織做得很好」。聯合國機構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為今屆獲獎大熱，然而也有觀察家一早指出，如果評委會在加沙問題上為聯合國充權，如同打臉以色列和美國，需要極大勇氣。從結果來看，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5名委員還是缺乏足夠的道德承擔。

和平獎誕生於歐洲，不可避免地折射出以西方為中心的觀念。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西方世界，形成「美利堅治世」，而和平獎的評選準則，也或多或少服膺於美國西方價值觀，鞭打非西方世界的「無賴」。去年和平獎便是頒給伊朗人權運動家納爾吉斯，表揚她伸張自由，反對伊朗壓迫婦女。然而今次評委會的決定，卻令人覺得當局敢向伊朗說不，卻不敢向以色列說不。事實擺在眼前，這套無視世界多元本質的國際秩序，擔負不起促成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真正和平共處的崇高使命，以色列右翼政府也倒打一靶，公然絞碎聯合國憲章、將聯合國秘書長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面對如此荒謬粗暴的行徑，美國卻含糊其辭，沒有強烈譴責。

願景與現實的強烈反差說明，和平獎也面臨着超越自身「國際（實際是西方）」視野的挑戰，只有重新審視世界，更加注重與反映全球多元聲音與視角，才能真正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尊重，為構建更加公正、和平與繁榮的世界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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