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上個月筆者於本版討論在學校「自攜裝置」的一些爭議，一些網友討論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是否真有成效？近年教育局落力推動學校電子學習和自攜裝置，卻似乎較少見政府和學校對推動新的教學法有全面檢討。「自攜裝置」的課堂是怎樣的？教育局在推動各種新教學法的同時，如何檢示成效？仍有很多疑問需要解答。

自攜裝置的課堂 符合成本效益嗎？

我們常說不止是談「學習成效」，而是整體的成本效益。使用自攜裝置的課堂，大概是針對學生不願意主動提出和回答問題，改以電腦軟件蒐集學生的提問及回饋；或以共享文件等方式，同步蒐集和展示學生的觀點，以比較和討論；或使用電子教科書、學習網站等，安排較有趣味的課堂活動；老師可以即時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也可儲存紀錄，有助跟進。在這些方面，確實是好的。

另一邊廂，也有教師指出，增加使用電子器材學習，學生容易分心，較多秩序問題；習慣以電腦簡單輸入點列式的回饋，學生較難發展書寫表達和長篇論述能力，反而建議用舊有的海報或小白板方式展示，更合成本效益。大家各自分享經驗和觀察，沒有定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23年發布《塑造數碼教育》（Shaping Digital Education）研究報告，當中引用2018年一篇學者研究，指電子學習對展示和使用資訊有作用，但對具體的綜合書寫等技能沒有幫助。OECD報告亦指出，學生愈頻繁使用電子器材做功課，閱讀能力愈低。

在香港，香港青年協會旗下青年創研庫於2020年發表《加強支援電子學習的發展》報告，訪問教師和學生在疫情期間使用電子學習的經驗。受訪學生表示「缺乏學習氛圍」、「難以專注」和「影響學習成效」是重大困難；教師亦反映電子學習難以配合傳統的考評制度等。

上述兩項研究都有其局限，例如OECD報告牽涉不同發展程度和不同落實方法的國家／地區，政府和學校對電子學習的政策及配套未必完善；青協的報告則完成於早幾年，自攜裝置相對不普及，疫情期間的電子學習仍在早期發展階段。所以，上述研究都未必適合現時香港的情况。

若隨波逐流 大可不必

同工聚會常說，「教育潮流」是「嘻哈禁毒」——約在2010年前後，不止是商業廣告，政府和一些青年機構總喜歡在廣告用街舞和嘻哈（hip-hop）、說唱（rap）等方式傳遞信息，原因多是因為想追上潮流，以為可以吸引青少年。結果出現了不少尷尬廣告，也不覺得非常有成效。

學校追逐不同的教育潮流，如果確實有所建樹、適合香港情况，不失裨益；倘若只是隨波逐流、「做大龍鳳」，反成「嘻哈禁毒」，大可不必。教改以來20年，一些項目既有所成效，也有白費工夫。整體而言，教師疲於奔命，學生是受損還是有得益？難以衡量。

歷年教育潮流，電子學習也好，過去的合作學習、自主學習也好，都少見政府有系統地檢視。實際的學校場景是，在學校報告和教育局評核時的清單，是否有做電子教學、如何在各個科目落實，在文件上回應展示，表示有緊跟潮流，見官則更尊重有加；文件背後的真相，總是不得而知。反正資助有到、學校有做，皆大歡喜。

教育局的責任在於推動教育發展，也在於支援學校工作；在介紹新的教學法的同時，讓學校和教師保留選用教學方法的自主性，而非透過各種撥款和評核要求學校跟隨。保持微妙的平衡，是局方的一大課題，也是對教育界而言必須拆解的困局。

作者是教育及時政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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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