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在雷頤《知識分子個人史：時代與命運》（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書中讀到傅斯年於1942年2月給胡適的信函的一段，自述心情，反映出那一代（可能也是直至今天幾代）知識分子的矛盾：「我本以不滿于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裏門外跑去跑來，至于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雷頤說，中國的知識分子雖已脫離了傳統的仕途經濟，但不脫「捨我其誰」的心態，常常想參與改造不能被改造的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