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去年6月斯洛伐克總統換屆後，Juraj Sevella（下簡稱Juraj）也卸下總統辦公室外交部門代理主管一職，兩個月後來港參與港大「亞洲環球學人」計劃。歐洲政壇近年的最大變化，是右翼民族主義民粹勢力全面抬頭，嚴重衝擊代表主流建制的「自由主義民主」陣營，斯洛伐克也不例外。Juraj形容，對比昔日歐洲主流政黨相互爭逐中間選民，如今許多政黨反而走去爭取政治光譜兩極的選民，反令社會更見分歧。他又不同意以「非自由主義民主」來形容右翼民粹政治力量，質疑像由歐爾班執政的匈牙利之類的國家，更應被談及其專制傾向。

在歐洲議會外交政策圈打滾多年的Juraj，約兩年前回斯洛伐克，為時任總統（按：虛位元首）恰普托娃（Zuzana Caputova）辦公室外交部門擔任副主管，並在任期最後6個月代理主管，負責制訂政治策略和執行外交方針。斯洛伐克是體現所謂「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非自由主義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角力的一大例子——經歷短暫的自由派陣營執政後，右翼民粹政治領袖菲佐（Robert Fico）去年10月重新出任總理，其盟友兼另一前總理佩萊格里尼則當選總統並在今年6月就任，意味着該國從在俄軍侵烏前的自由派掌權重新變成親俄右翼民粹陣營抬頭。

當然，斯洛伐克不是歐洲的唯一例子，其中歐鄰國捷克、波蘭和匈牙利以至西歐大國如德國等都有類似的政治斷層線。Juraj形容「自由主義民主」和「非自由主義民主」是當前歐洲政治的其一前線，定義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動態，甚至重新定義歐洲的政治景象。

社會分歧 極右及民族主義政黨責任更大

「如果你看20年前，（歐洲政治）主要由左派和右派——即社會主義民主派（social democrats）和基督教民主派（Christian democrats）——作為思想理念的主要競爭，兩者致力走入中間，爭取中間選民。」Juraj向記者分析歐洲政壇變化，他說：「但在今時今日，當你談到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時，實際上反映爭取政治光譜兩極的選民，而非走入中間，結果不是為社會創造凝聚力，反而是為社會創造分歧。但我會說，創造分歧的責任更多落在極右政黨和民族主義政黨一邊。」

Juraj又提醒，雖然外界如今以自由主義（liberal，或譯自由派）來統稱歐洲主流或建制政黨，但大部分政黨其實不以此自居。他認為這種簡化的統稱反映許多人正嘗試捍衛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即包括個人自由、人權和公民自由等的結合，「那是長久以來定義歐洲的理念」。

自由主義民主陣營的「另一邊」，外界如今大多稱之為「非自由主義民主」，這說法早在冷戰結束初期已見於福山等學者，但在匈牙利總理歐爾班2014年首次連任時聲言該國前景是「非自由主義國家」後，主流輿論開始以「非自由主義民主」形容由歐爾班所代表的右翼民粹反建制思想。

形容匈牙利威權制度 選舉自由但不公

惟Juraj質疑匈牙利建構的說法不知所云，「我們看到的是威權（authoritarian）制度，那不是民主制度」。他形容符合定義的民主制度應要有「自由和公平」的選舉，也需要享有新聞自由的傳媒，但匈牙利的選舉即使仍算自由，但並不公平，與此同時，匈牙利有傳媒卻不是那麼自由，往往由國家或寡頭擁有——惟從法國國民聯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等例子看，「這是實際上在歐洲各地出現的趨勢」

談到這股範式轉移會如何改變歐洲政壇景象，Juraj認為首先是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陣營」不得不反思其過去15至20年來所提出或執行的政策是否真正令人民或其選民受惠，換言之主流政黨的思考和政策制訂方式會有變化，其次是在歐洲層面，右翼民粹政黨正成為歐洲議會第三大陣營，故其他政黨將無可避免要考慮其看法，並在提出特定政策時更謹慎，諸如氣候變化、競爭政策以至性別議題的政策討論等都受到影響。

特朗普回朝 料歐美關係趨顛簸

惟Juraj指出，除了歐爾班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外，其他右翼民粹領袖沒有實際管治經驗，故政策主張往往是「對非常複雜的問題提出非常簡單的答案」，到他們真正有需要掌舵時會怎樣做，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遠在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國，也有走類似右翼民族主義民粹路線的特朗普回朝，Juraj表示經過「特朗普1.0」後，歐洲已有一些例子可參考應對，但他仍抱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不會非常正面地看待「特朗普2.0」，預期歐洲和美國的跨大西洋關係將走上顛簸之路。

明報記者 周宏量

（2024港大亞洲環球學人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