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承接去年施政報告「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倡議，本年施政報告提出建立「留學香港」品牌，透過獎學金等鼓勵更多來自東盟及「一帶一路」的學生和人才長期留港工作。

「教育樞紐」這名稱，最早由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提出，當時目標是把香港發展成「區域教育樞紐」，以填補人才空缺；曾蔭權年代，教育被歸為「六大產業」之一，以協助香港轉化為知識型經濟。20多年過去了，香港這個「教育樞紐」的品牌打響了嗎？

較為正面的是，本年施政報告嘗試打通教育、科技、人才這3個範疇，並由政務司長作高層次協調。惟仍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施政報告提到的「國際教育樞紐」，與當年的「區域教育樞紐」，在發展策略上有明顯分別嗎？「國際教育樞紐」背後的政策目標是什麼？是追求人數，還是質素？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在他首份施政報告提及的「教育應否作為產業看待」的問題，當中的爭議已解決了嗎？

由「水碩」變「水博」

政府提出的「國際教育樞紐」以「人數」還是「質素」為重，是第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或有人會覺得兩者沒衝突；也有人會覺得，不同背景的大學或學科，有些以「質素」為目標，有些則以「人數」為目標，它們可扮演不同角色，讓香港魚與熊掌兼得。

這些說法似乎忽略了香港與內地的具體社會背景：香港急需人才（甚至誇張一點說，香港需要人口）；一部分內地青年則面對失業、發展困境與流動性的問題，而曾「留學香港」是能夠增加他們競爭力的方法。這些社會趨勢與結構的轉變，既影響內地家長及青年求學的心態，亦間接令一些「黑中介」有機可乘。筆者聽聞最匪夷所思的例子，就是中介公司會提供「面試」服務：有院校要求英語面試，有些英語能力較低的學生，會找公司幫忙應付面試；而公司的服務，就是找一個跟考生相貌相似的人去應試。

林林總總的「操作」，某些情况之下確實很難防範。當香港大學在今年5月曾經爆出幾十宗，甚至可能涉逾百人的假學歷風波，就反映了把關工作不能掉以輕心。假如因為把關不力而令教育制度的整體聲譽受損，我們離吸引人才的目標就會愈來愈遠。

去年底，友人閒話家常時指自己任教的大學有開辦「水碩」課程（即學制短、入學和畢業要求都較寬鬆的碩士），學生明顯跟不上進度，學習意欲也不高。據一些傳媒引述的「小紅書」帖文，近月「水碩」已進化至「水博」。這種「水博」並不是需要寫論文的博士（PhD），而是授課式博士（Doctor of ×××）。據「小紅書」的說法，這些課程要求極低，每月只需親身上課一次，要求甚至遠低於學士。這些資訊是否屬實，不得而知，惟當學校和教師視學生為「客人」，無論是師生關係還是行政文化，都會出現微妙轉變，變得為收生而度身訂做，而不是教學理念和質素主導。

「出口」教育大國的藍圖：文化多樣性

除了信譽外，「國際教育樞紐」還有沒有一些國際公認的條件？據一些文獻和政策文件所載，國際教育樞紐是集中提供國際教育資源的平台或地方；這些地方通常致力於促進國際交流和學術合作，並以此作為提高該地競爭力的政策。要成為「國際教育樞紐」，學生背景多樣性（diversity）是另一基本條件。這條件之所以重要，除了因為文化交流能夠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它也意味着這地方會有更多潛在人才、學術交流、商機和國際網絡，故建立「國際教育樞紐」是一種投資。

不過據教育局數字，2023/24學年就讀教資會資助課程（包括研究院研究課程）的非本地生達23,054人，按年升6%，其中內地生共17,822人，佔77.3%。雖然香港非本地生的人數看似很多，但看過上述數字的人，或親身在大學工作或讀書的人，都會感受到香港大專院校學生多樣性不足。與此同時，因為相信香港國際化程度較高而來港攻讀學位的內地生，也少了接觸不同文化的機會。

以國際教育作為第四大產業的澳洲為例，澳洲聯邦教育部於疫情即將完結時，就發布了《國際教育策略2021-2030》10年藍圖，旨在為疫情後如何復蘇經濟做準備。該報告提到國際學生來源要更多元化，原因之一是要降低財務風險：一些澳洲大學有多達80%的國際生來自同一國家，它們須承擔的財務風險極高，因為海外市場變化會對院校帶來衝擊。此外，生源單一，無論對國際或是國內生而言，學習體驗都會下降。可見，「國際教育樞紐」的信譽和文化多樣性，既會宏觀地影響院校營運，亦會微觀地影響學生的學習體驗和師生關係。

軟性推廣 了解他國國情

針對生源問題，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到要向東盟和「一帶一路」國家招手。但與此同時，全球不少地區早已經以新興國家為目標。除了澳洲有更新藍圖之外，韓國有大學在10多年前已經針對性地「出口」教育，他們看準的就是阿聯酋需要從石油業轉型而對科學技術人才的渴求。故此，在推廣高等教育層面，香港需面對很多成熟的競爭對手。

除了高等教育，有議員亦指香港的中學文憑試課程（DSE）廣受國際認可，也可成為賣點。說到「出口」中小學教育，有些國家不止以成績作賣點，還以文化作軟性推廣。以日本為例，他們向外推廣日式教育時，賣點之一就是教育制度培養的人際關係、集體意識與禮儀，例如學生在班級內分擔打掃和供餐等工作、須參加集體訓練等。又例如日本的防災教育做得非常好，這些教育內容在其他地區的教育系統中較為少見。據日本傳媒報道，有中東國家就引入了日式教育，以加強學生的社會性和集體意識。日式教育取得了一些成功，部分也源於他們自大約10年前起，就已建立一個官商民及學校法人協作的平台，而不止是由政府層面對外宣傳。

香港一直予人國際化的形象，除了要繼續確保教育質素和師生國際化，我們還需找到自己的軟實力，以及針對性地了解其他國家正尋求哪類型的人才。畢竟，只着眼於自己要搶什麼人才，而不了解別人需要什麼，別人是沒有太大誘因跟我們合作。當鄰近地區早已起步，香港如要達到「國際教育樞紐」的目標，單靠增加學額和加強海外展覽，而沒有具戰略視野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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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緻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