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是要在不同處境下選擇，而作決定時必然會考慮到的，就是不同行動可能帶來的結果。我們當然想自己的選擇可以帶來最理想的結果，然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更多的時候我們充其量只能盡力避免走到最壞的景况。當中最困難的甚至不是如何做得到，而是要弄清楚事情可以壞到什麼程度。在這個熱得令人呼吸困難的7月、書展過後的星期日，我與Sabrina（楊彩杰）在獨立書店覺閣以「1947年的沙特與卡繆」為題作了一次對談，探討沙特在《沙特文學論》（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關於寫作的意義與現代法國文學發展的看法，以及卡繆的《鼠疫》（La Peste）如何體現了沙特心目中的理想寫作形式——處境小說。主題雖然是文學，卻令我重新思考何謂出版，乃至與人相處的「最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