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這些年來，至今已是第35個年頭，每逢6月初，香港很多記者朋友總會尋找教師接受訪問，問的當然是如何看待六四這件歷史大事，以及如何承傳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如果記者的天職是記錄當下，教師的道德責任則是教化下一代，對於公民社會發展及存續，兩者缺一不可。往日傳媒大多透過具公信力的教師工會聯絡，從而找到合適的公開受訪對象：這些少數願意表明身分的同工，連續接受報章電台電視等訪問，實是應有之義。試問若一個社會連一個敢於發聲的教師也沒有，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年代？至於內容，由個人經歷、年少記憶，到當下已為人師的角度出發，實際上是從多角度去記錄幾代香港人作為公民的演進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