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陶淵明的〈閑情賦〉被昭明太子視為「白璧微瑕」，我總覺得太子太過嚴格了，不過寫寫「愿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的人之常情與思慕，怎就成了瑕呢？因此見到朱光潛在《詩論》說淵明之偉大在於其至性深情，有血有肉，便覺仗義執言，不能再對了。然而想深一層，蕭統的品味不至於那麼冬烘，「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意思是否說五柳先生若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自言「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把情慾與理想分開不就好了嗎？近讀《月亮的背面》這部才女之書，此一問題又再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