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30年前筆者在中文大學主修政治與公共行政，副修社會學。對那一代同學而言，「新中國」的政治充斥着難以理解的矛盾，是既抽象且陌生的龐然大物：共和國不共和，一黨專政下的人民竟被說成已當家作主，卻沒完沒了地「被運動」起來，配合似懂非懂的政治宣傳口號，一個又一個「偉大領袖」和憲法修改只是權力遊戲的副產品，怎不令人搖頭？1989年，因為天安門學生運動，因為血腥鎮壓和變本加厲的制度暴力，因為李鵬和袁木之流的嘴臉，因為「六四」，我們第一身親眼目睹這個政權的殘酷本質，對政權可以自我完善慢慢走出暴政再也沒有任何幻想。領袖的所謂良心發現絕對不可靠，追求民主的人必須循黨政分割的制度建立（de-communization）找尋答案。畢業後筆者到牛津大學修讀政治及歷史，主要探究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民主轉型的性質和前因後果，及歐洲整合過程的願景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