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文章簡介
同學常訴說搜索枯腸，無物可寫，其實一粒沙未嘗不可說世界，半片花瓣也可見人情。只要多閱讀，眼界便易開，加上細心觀察，日常種種，信手拈來，便能見人所未見，且能發人深省。
「排隊」誰人未見過？但你又有否想過把排隊能與「人性」、「經濟」、「政治」、「社會制度」連結起來？閱讀本期材料可能使你有所啟發。
◆學習對比
「對比」是把相對應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關的兩面並列，從不同的比較項目（如性質、形象、用途等）加以對照比較。透過「對比」既可讓讀者清楚了解「比較物」的特性，可藉此讓讀者在比較中分清好壞、辨別是非。
本期閱讀材料藉對比香港、台灣與蘇聯的排隊現象，從而讓我們了解「排隊」的底蘊。
(第1段)最近發現，九龍塘地鐵站的月台上，畫了一道道斜岔出去的黃線，指明候車排隊的方向，似乎與以前的標誌有所不同。以前只是畫出三四道粗略的格子，示意車門開啟的地點，預期候車的人等在車門開啟的兩側，讓出當中的通道，以便乘客先下後上。只是預期經常落空，列車還未到站，候車格內就已經擠滿了人，不見了當中的通道。列車剛剛抵達，人們一擁而上，使得下車的乘客像困在圍城中的難民，迫不及待要衝下車去，卻又被蜂擁而上的人群堵住。大家擠成一團，上下不得。我時常想，香港是個法治社會，不是人人都講秩序嗎？怎麼上下地鐵這麼日常的行為，卻一反排隊秩序，如此混亂呢？看到新規劃的排隊斜線，空出車門開啟處整整一半的空間，不准候車人群逾越，讓人順利下車，這才憬然醒悟，畫線排隊，規劃秩序，原來其中還有莫大的學問。
(第2段)在台北搭乘地鐵，發現乘客上下車廂秩序井然，不禁疑惑，難道台北的同胞比香港同胞更守秩序、更文明、更有禮貌嗎？難道台灣人更有法治精神，更知道排隊是民主實踐的體現，是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平衡，與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諧有關嗎？後來發現，台北地鐵月台排隊上車的黃線，畫得清清楚楚，是側斜着劃出去，留出乘客下車的空間，沒有灰色地帶，容不得你渾水摸魚，趁機瞎擠上車。候車的乘客要守秩序，就按照斜岔出去的黃線排隊，魚貫上車。你若是不肯排隊，打定主意要表現「我是流氓我怕誰」，擺出《水滸傳》牛二買刀的架勢，來個霸王硬上車，大概也不會冒出個青面獸楊志，讓你血濺月台。不過，情况也很清楚，假如你不想當流氓，不想讓候車的人群視你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你就不會去霸佔下車通道的月台空間。
(第3段)由此我就想到，排隊有秩序，並非硬性法律觀念的執行，而是因為人們的心理秩序導致，與人際關係的距離有關，與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所說的「自由」（liberty）有關，是個人處身於社會的禮節，是個人修養所表現出的社會認知與禮貌，是體諒到他人自由的理性實踐。我一向佩服嚴復翻譯密爾的liberty觀念，堅持譯成「群己界權」，清楚認識到，個人有自由的權利，也有不妨礙他人自由的界限。因此，排隊有沒有秩序，不是簡單的法治與法律執行的問題，背後涉及人群生活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如何和睦相處，其實是從古以來智者思考的道德哲學與社會倫理的重大議題。一條候車黃線如何畫，畫得好不好，直接影響了月台的秩序，也反映了規劃社會秩序的方式，是否思維足夠細緻縝密，掌握了社會行為的現實，是否讓人做出自由選擇的時候，能夠明確判斷是非，按照最合乎大家利益的秩序去排隊。
(第4段)香港人基本上是理性的經濟動物，排隊上車可以避免堵塞，有利於節省時間，也就不浪費「搵錢大晒」的機會。然而，若是規劃得不夠好，只要有個別人貪圖小小的個人便利，稍稍不守規矩，客觀現實就與大多數人的主觀願望衝突，不能充分實現合理的安排，造成大家的不便與不滿，輕則腹誹，重則口角，以至於肢體衝突。
(第5段)猶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聽到的蘇聯笑話，說蘇聯人喜歡排隊，日常生活有一大部分時間都在排隊。分分鐘鐘都排隊，既不煩惱，也不生氣，反而視為獲取生活資料的捷徑，看見隊伍就排。後面的人問，排的是什麼隊，回答說不知道，反正是你欠缺的東西。也許是肥皂，也許是衛生紙，也許是豬尾巴，排了沒錯。社會主義平均分配，人們享有排隊的自由，也算是另類的平等博愛。
(第6段)香港是富裕的自由社會，排隊有排隊的政治經濟學，核心價值是體現個人自由，達成的手段則是防止濫用自由，以免妨礙他人。在前蘇聯那種物資貧困的社會，人們勉強溫飽，很難說有沒有核心價值，排隊是為了免於個人生活的匱乏。看來排隊有其普世性，問題出在人類繁衍過度，人一多，自由平等博愛都不靈，都得排隊。為免衝突，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排隊的規劃上多下點工夫。
（為出題之便，文章略有改動）
文章曾刊於《明報》世紀版「文字江湖」，2014年12月7 日）
■作者簡介
鄭培凱，學者、詩人，現為中華學社社長、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出生於內地，成長於台灣，求學於美國。近著《在乎山水之間 》、《品味的記憶》等。
■顧問教師：唯風
- 資深中文科老師，198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先後獲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碩士銜，現為學友社模擬文憑試籌備委員。90年代起開始為《明報》撰稿，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學史》、《中國語文及文化——文化問題》。
